今年一季度，中国大陆电子元器件进出口增速明显放缓zz

上网时间: 2008年06月19日

根据国家海关57种电子元器件进出口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大陆电子元器件产品进出口额同2007年相比，增长幅度明显放缓。出口总金额为159亿美元，同比增长17.4%，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2个百分点。进口总金额为420.1亿美元，同比增长9.5%，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2.6个百分点(见图1)。

一季度出口额较大的元器件是MPU/MCU、PCB和发光二极管，出口额分别是28.2、23.9和21.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6.4%。一季度进口额较大的元器件是MPU/MCU、存储器IC和PCB，进口额分别是190.9、51.7和25.8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63.9%。

半导体分立器件出口高速增长，电子元件和集成电路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

一季度出口半导体分立器件34.2亿美元，同比增长96.5%，增幅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6.1个百分点。而电子元件出口69.7亿美元，同比增长8.9%，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1.3个百分点。集成电路出口55.1亿美元，同比增长仅为2.0%，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4.6个百分点(见图2)。

半导体分立器件出口额增长较快的是发光二极管，一季度出口21.6亿美元，同比增长201.1%。出口额下降较快的是传声器、放大器IC和MPU/MCU，分别同比下降28.9%、10.8%和3.7%。

集成电路、电子元件和半导体分立器件进口增速均不同程度地下降。

一季度集成电路进口301.9亿美元，同比增长8.4%，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3.2个百分点。电子元件进口78.3亿美元，同比增长9.8%，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5.3个百分点。半导体分立器件进口39.9亿美元，同比增长18.0%，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4个百分点(见图3)。

一季度进口额增速同比下降最大的是电传器件，进口3.7亿美元，同比下降26.0%。其次是存储器IC和放大器IC，分别同比下降5.9%和1.7%。进口额同比增长较快的是发光二极管、继电器、半导体开关元件、和电连接器，分别同比增长38.5%、27.2%、25.0%和22.3%(见表1)。

2008 年一季度中国大陆电子元器件进口明显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国内供给的增加。自去年以来本地电子器件行业收入增速均超过30%，超过全行业平均增速12个百分点。其次是一季度手机、微型计算机等产品生产增长逐步减缓，一季度全行业共生产手机14128万部，同比增长6.7%，比去年同期增速下降27.8个百分点；微型计算机3073万部，与去年同比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图1：2005-2008年中国大陆电子元器件进出口增长。

图2：20051Q-20081Q中国大陆电子元器件分类出口增长速度走势。

图3：20051Q-20081Q中国大陆电子元器件分类进口增长速度走势。

表1：2008年一季度中国大陆主要电子元器件进出口统计(单位：亿美元)

中小出口纺企：在“劣汰”和“升级”之间zz

“口号谁都会喊，但痛苦的抉择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在困顿的现实面前，所采访到的那些中小企业主们，显得非常无奈，在“劣汰”和“升级”的进退之间，他们选择“先走一步算一步”。

江浙一带为期一周的中小出口企业的调查采访，让记者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一个字“悬”，一是悬在中小出口企业对国家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二是悬在中小出口企业主心中关于转型与否的阵痛。

走一步算一步？

诸如银根收紧、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变化、生产要素涨价等因素所带来的利润缩减和未来出口压力，外贸转型似乎已经成为众多浙江企业的必然选择。但事实怎样？以浙江为例，多年来该省一直是中国外贸的一台“大马力引擎”，仅创造的贸易顺差就经常占到全国总额的四成以上。

这里的外向型出口企业相对其他内陆省份来说，在应对诸如银根收紧等因素所带来的国内国际风云变幻的外贸环境时，应该比其他地方表现出更多的成熟。但记者走访一些中小出口企业后发现，短视心理普遍存在。

“走自己的路，像以前一样”——劳动力密集、大批量生产；无附加值、无质量保证；什么品牌效应？那是别人的事；至于长远发展，更少有规划。

浙江台州一位生产阀门外贸公司的高官李先生在记者答应不透露其姓名的情况下，向记者说出了这些行业的肺腑之言。

“以阀门生产为例子，意大利是阀门之都，最早的阀门来自意大利，最后意大利不做了，转到台湾，台湾只发展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就转移到中国内地。在台湾，阀门这个产业几乎死掉了，中国内地的也已经到了垂死边缘，可奇怪的是为什么意大利的阀门行业依然欣欣向荣呢？为什么他们可以从我们这里采购，贴上意大利牌子就能卖出去，而同样的产品，同一个工厂生产，别人的牌子可以卖100元，我们只能卖区区10块钱？”

中国企业忙碌了几十年，没有给这个行业带来更多的兴旺，反而生意越来越难做。这位高官沉默良久：“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对我国中小企业来说，虽然有醒的意思了，可是痛苦的抉择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缺乏行业标准

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人们对中小企业的看法大都还停留于进入门槛不高、资本构成低、劳动密集型等特征上，但随着大批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设立，传统中小企业的产业特征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事实上，他们想继续生存下去的愿望非常强烈，问题的症结在哪？

“缺乏行业标准”这几乎是记者采访过的中小出口企业主最一致的看法。在浙江绍兴天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杭州乐荣电线电器有限公司以及浙江丰虹粘土化工有限公司的采访过程中，他们的切身感受是——很多中小企业也在学习，但学习的不是如何完善和规范自我，不是学习人家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如何规划自己未来的发展战略，而是懒得动脑，直接拷贝！

法国一家在华采购公司的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反映了一个问题，以欧洲为主要市场的浙江中小企业来说，他们的产品价格并不高，现在似乎只有中国企业自己认为价格太高了，认为客户接受不了，其实去国外走一圈就会发现，产品价格涨了，对外商的采购并没有太大影响的，甚至是可以接受。

而真正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国内很多出口产品，其质量和价格不成正比。换句话说，他们愿意掏30欧元买双好鞋子，但事实上这双鞋子的质量只值10欧元。

在一些欧洲国家，中国制造给他们的印象是“价廉物不美”，这是当前环境下，很多外商还是坚持低价格的原因之一。

各扫门前雪

许多企业反映，消化成本上升的空间相当有限，在国际市场低迷的条件下通过提价转移成本越来越困难，出口利润率下降甚至亏损。许多出口企业出现了有单不敢接或长单改短单的情况，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尤为明显。

“今天很残酷，明天很残酷，后天很美好，大部分人死在明天晚上。”很多厂家不知道品牌很重要吗？不知道长远发展对一个公司的意义吗？但当老外把一个大单甩到桌子上时，他们就开始动摇了。

“因为太痛苦了！不做太可惜了！我不做别人会做的！”在广东一家外贸公司担任外销经理的老刘告诉记者，“这个痛苦，中小企业家没有几个可以承受。”

“牛还是要吹的，计划还是要做的，至于品牌和发展做到什么程度，就是别人的事情了。”老刘说这话时，笑着让记者一定不要写出来，“自己关上门说自己，我还是担心会被拍砖的。”

李先生说，他们拥有自己的品牌，并且在世界很多国家有自己的代理，“现在不是客户决定我们去做什么产品，而是我做什么，他们卖什么。那些已经倒闭和即将倒闭的企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企业团队彼此缺乏信任，对外贸易中信誉意识不低但绝对不强。”

“需要提醒的是，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要转型，要淘汰一些竞争力低下的企业等等，很多企业呼吁社会给予理解和支持”。

珠三角大量的劳动力是没有一技之长的，缺乏竞争力的普通劳动者。这些小企业倒闭了，他们只有失业。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奔赴南方为了养家糊口，在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险等社会福利的条件下工作至今，现在好不容易开始有点社会保障了，他们又要被淘汰了！

浅谈铁路人力资源现状zz from cchere

春运轶事系列写到第十二集，有网友提议让我说说铁路上人力资源的现状。哎，其实铁路是一个企政不分、执行指令性计划为主的怪胎，没有人力资源这么一说的。况且我虽然在铁路上混了十三年半，调过单位，待过不少岗位，但却从来没在人事部门混过，虽然知道一些情况，但是搞不到具体的统计数据，也没法象记者那样做专题调研，所以就我所知的情况随便说说，讲到哪里算哪里，欢迎铁路同行们补充。
   咱铁路职工最多的时候据说有三百多万人，经过两任铁道部长抡起斧头猛砍，把那些机车车辆厂、工程局、学校、医院、后勤陆续剥离后，铁路职工只剩一百多万人，这几年还在继续萎缩中。这百余万人的构成和具体情况极为复杂。在这个系列里我想分别就劳务工，外委，退伍兵，技校、中专、职高生，大学生，学校、医院，公检法，职工培训，顶替，调动，段聘、局聘、以工代干，下岗、待岗、内退、调研、协理，干部提拔等共分十三个专题，逐谈谈。
(1)   劳务工
劳务工这一块主要是集中在客运段。你们要是常乘火车，就会发现越高级的列车，上面的列车员越年轻漂亮，许多人明显还未成年。告诉你，她(他)们里面绝大部分是劳务工。相对于正式职工，劳务工们工资低廉，没多少福利保障，且合同一年一签，所以比正式职工听话，好管理。
铁路招收劳务工列车员，最初为了解决铁路职工，尤其是沿线小站职工子女就业的问题，毕竟在咱们这穷地方，工业不好找呀。但是，铁路招工必须得到当地劳动部门批准备案，所以顺理成章地得孝敬几个“指标”给地方劳动部门，有好处大家都得沾点。因此这些劳务工中总会掺杂几个非铁路子弟。
但近几年，铁路把招收劳务工的活儿都委托给地方劳动服务公司，自己不再劳费。所以，劳务公司招生时不再要求必须是铁路子弟。劳务工们的劳动合同和劳动服务公司签，铁路不管，只管按人头向劳务公司定期付钱。至于这钱你从中盘剥多少，那是劳动公司和劳务工之间的事，和我铁路无关。这么做实际上成功规避了劳动法中许多对企业不利的条款。
01年，我们这儿就对外招了两批，第一批招了130人，据说有13000多人报名，真正的百里挑一，第二批招了260人，虽无第一批那么火爆，但竞争也非常激烈。
招生的时候我也参予过，里面那个乱就别提了。虽说是劳动服务公司出面招，但最后还得咱用人单位认可呀。所以等劳动公司粗筛之后还得我们单位精筛。这筛选分为笔试、面试和体检。
那回笔试考场安排在铁二中二楼，结果家长们就有人用竹竿挑着答案往二楼递的。我在考场上抓了个严重舞弊的，按规定请示主考官以后，大家一块当场在其卷子上签字、盖章，作零分处理。结果最后人家仍成功地打通关节，被选上了。
面试的时候，房间里坐着一大排考官，考生们一个个被叫进来，简单问几个问题。考官们口袋里都塞满了条子，遇上自己手上的人，该考官就会立即表态：“我看她各方面素质都挺好的呀，你们说呢？”，大家心知肚明，这是你的人。于是众皆附和，不会有哪个傻瓜提出异议。同理，下回我的人进来面试，我一开口力挺，你们也别反对。要是众考官中无人主动挺你，那不淘汰你淘汰谁呀？
最后体检时，应该差不离了，但最怕有人举报。比如说身高差点，视力不达标，改过户口等等。打这种黑枪的都是考生们周围的熟人，不然情况不可能了如指掌。而且八成是落榜之人，为的是眼红泄愤。所以说，江湖险恶，许多事要坏往往就坏在身边的熟人手里。
不过，举报归举报，查肯定得严查，但一般到了这种地步，饭熟还差一口气，谁都会不惜代价。于是，常常可以看到有相当份量之人亲自领着考生来复检，家长忙着说拜年的话，手里忙着打烟，看看这架势，大伙儿都明白，于是那量身高的尺子打成了一百二十度，点视力表的棒子漫不经心地点，大家一致认定：那举报纯属诬告。临走千恩万谢，请吃饭，往口袋里塞烟，大伙儿皆大欢喜。
据我所知，铁路上最小的劳务工招进铁路时还在旅游学校上学未毕业，未满十六周岁。
越是高档的列车，越是安排客运的“精华”来跑。因为越是高档车，领导越爱坐，找老妈子来侍候，领导嘴上不说，心里怎么会爽？那还不满列车转悠，到处检查找你的茬？安排鲜嫩水灵、年轻漂亮、“懂事”的小姑娘伺候，领导一高兴，啥事都没了。
可是好花不常开，美貌不常在呀，列车员起早贪黑，衰老得快。所以年年客运段都调整车班，跑“油”了的，“表现不好”的，都从高档车调整到低档车，空额由对外新招来列车员补上，要求无外忽年轻，貌美，身段妙曼，“懂事”，年年换新鲜血液。
同样在一个车班里干活儿，正式工列车员和劳务工列车员的收入差距较大，更别提福利待遇了。你们要是坐一些高档车，会发现列车员小姐们衣着时尚，后腰上别着小对讲机，耳朵里塞着耳迈，告诉你，说是车班统一配发，实际上她们自己是要自己出钱买的。
现在，路局已经尝到了聘用劳务工的甜头，一方面便宜，第二听话，好管理。因此原则上客运部门不再进正式工了，以往退伍女兵大部分都往客运段安排，现在都分散安排到各站段去。客运段现有的正式职工让其逐渐自然减员、退休。目前，劳务工占到了客运部门人数的一半，今后比例还将继续上升。
劳务工们的合同和劳动公司一年一签，但单位上对劳务工列车员的要求是不超过三十岁，要是你做到了列车长，就能做到三十五岁。这样一来，到了年纪，劳动公司自然不会和你续约。
为了这不公平待遇，劳务工列车员们集体上访，罢乘，甚至卧轨拦车，闹得虽然声势浩大，但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我在春运轶事第十二集里说过，铁路是没有劳动法的地方，对正式职工尚且如此，还怕你区区劳务工闹事？
因此，劳务工们即便进铁路前对铁路的认知还是停留在“铁老大”的层面上，只要跑了几个月的车，什么都明白了。所以，许多人早早地各自找门路，或转行，或考学、或参军、或者出去打工，若有几分姿色，则抓紧一切机会傍款走人。
这些劳务工的青春岁月都奉献在了车轮滚滚的列车上，除了伺候人，什么技术也学不到，同一趟车上。为自己今后的生计，尽力挑个好一点的归宿根本无可厚非。于是，经常会有列车员到站后，连手续也不交接，向车长挥手告别，转身钻进高级轿车扬长而去的事儿。至于名份不名份的，许多小姑娘今朝有酒今朝醉，想得很开的。当然，也有部分小姑娘属于那种人精，脚踩几条船，来者不拒，愿者上钩，吃你的，用你的，玩你的，还不让你闻见腥味，背地里管你叫“凯子”，哈哈，厉害着呢。
你走就走吧，铁路上并不在乎，况且这客观上加快了新陈代谢的速度，且不怕法律责任，因为是你主动炒了铁路鱿鱼。咱们这儿是穷省，不愁招不到人，实在不行就到安徽、陕西等经济更落后的地方去招。反正中国地广人多，就业形势严峻，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差异极大，不愁没人肯做。
说是招，其实说“骗”可能更恰当些。因为我接触过一些近几年从安徽、陕西招来的小妹妹，都说当初劳动公司在招生时吹得天花乱坠，说月收入三千，结果到了咱们省内进入复试，又说一千八。等上了车，又据说变成了八百。得，这也许就是外面的人说铁路“高薪”的由来吧？'

(2) 委外

以前，这一块主要集中在客运段。那么，什么叫委外呢？就是将一些工作委托给外单位做。
比如说：你九江麻纺厂效益太差，大批职工在家待岗。我铁路上急需列车员，于是客运段找到麻纺厂，我这儿需要多少列车员，到你这儿借调，人由我来挑，我来培训，达到我要求后上车跑车，人还是你的人，但跑车时接受我的管理，上岗后每月我和你麻纺厂清算工钱，全部划到麻纺厂的帐上，至于你麻纺厂从中盘剥多少，你的职工实际到手多少钱与我无关。另外，所有的医疗、养老、失业、公积金、公休假等等麻烦事都与我无关。
对于铁路来说，这种委外工需要支付的成本比劳务工还要少得多。况且这些女工基本上都是中年妇女，有了家庭负担，知道生活的艰难，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因此非常听话，列车长们极好管理。你要是做得让车长不满意，也不需要和你理论，直接通知麻纺厂，这个人我不要了，再给我们换一个来。最让铁路方面感到轻松的就是，不必担心什么劳动法呀，劳动合同呀，一切福利保障都可以明正言顺地免了。
对于麻纺厂，这叫劳务输出，既解决了职工待岗在家的就业压力，厂方又能从中捞一票(想想，铁路上要的人毕竟有限，厂里那么多待岗职工，僧多粥少，拉关系走后门是免不了的)，何乐而不为？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皆大欢喜。
现在，委外这一块被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了。比如说列车员原来出车回来不能马上回家，非得把各个车厢的卫生打扫干净，验收合格后方可下班，出车前还得重新再整理一次卫生，说实话确实辛苦。现在这一块全部划给保洁公司做了。您坐车时留神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列车到达终点站时，站台上有一群穿着蓝色工作服的男男女女在候着，工作服背上大都印有保洁公司的名称，手里拿着水桶、抹布、扫帚之类的工具。车一到站，成群的保洁员们立即散开，各人奔赴各自分工的车厢，忙着和列车员办理交接手续。手续办完，列车员们就可以退乘了，剩下的活儿全是保洁员做。
客观的说，列车终到卫生交给保洁公司后，出车前的车容、环境卫生的确比从前有了极大的提高。想一想没有外委前，在外值乘几天回来的列车员终到后不能立即下马，还要接着打扫卫生，更换椅套、头套、被褥，的确够辛苦。况且顶多做两个小时，这个卫生质量能有多高只有天知道了。谁也不是铁打的机器，这一点可以理解。现在好了，都包给保洁公司，保洁员们一做就往往是五、六个小时，相比列车员，那可是扎扎实实地干活，车上各边边角角都不放过，做完可不算完。保洁公司各趟车都有个工头，她得检查一遍，不行就得返工，不听话就得扣钱。工头检查完了还不算完，列车始发前客运段的质检人员会上车全面检查，她们每月的奖金就是从扣款中按比例提成的，那还能不铁面无私拿着放大镜找毛病？什么样的毛病扣多少钱，这是明码标价的。这么一来，列车始发时的卫生状况能不好吗？
这保洁公司是私人开的，和客运段签合约，按工作量结算帐目。咱们这儿的保洁员大多都是从附近农村招来的，保洁公司付给保洁员的基本工资极低，仅有区区四百余元。每天出车前有专人负责验收，有哪里做得不好还得扣钱。不过，我们这里的保洁员还有另外一项收入，那就是捡垃圾。中国人整体素质有待提高，车一到站，旅客下完后你再看看车厢里，瓜皮果壳，报纸、矿泉水瓶满桌，满地都是。按说坐软卧非富即贵，或者是白领、老板、记者、领导之类，据称素质挺高的，可也照样如此。每每等旅客下完后再审视各车厢，就象鬼子进村扫荡过一般不堪入目，看来所谓的素质和公德意识和人的身份、地位、财富、学历、学识没什么必然的联系。不过，这些垃圾可都是宝，瓶子和报纸都是可以卖钱的。进库后，每天都有专人推着三轮车沿着股道走，一个车厢挨一个车厢地上门收购，一般淡季每天一节车厢的垃圾可以卖十元钱左右。一个月下来可就有好几百块钱的收入。如果是旺季，这一块的收入就更高了。

有些列车员懒，本该列车员做的份内之事往往也托给保洁员做。做当然可以，但多少要表示表示，市场经济嘛。于是，要么当场谈好价钱，钱货两清，要么在旅途中多收集几袋矿泉水瓶和废报纸交给保洁员，以作酬劳。
不过这只是我们局的情况。去年大提速期间，我连续在进京车上添乘了一个月。在北京逗留时闲来无事，与当地的保洁员聊天，首都的情况与我们局略有不同。保洁员们大体上是保定那边招来的，基本工资比我们这儿高一些(但考虑到两地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差异，实际上两地保洁员的收入差不多)，由保洁公司安排集体宿舍 (我们这里则是自行解决)，集体办伙食团(我们这里是各自解决)。至于车上的垃圾是统一回收卖钱，所得款项归班组公费，用于夏天买冷饮、冬天集体吃饭之用，或者用来支付扣款。至于三金之类的东西，两地则都一样，门都没有。
这些劳务工都是通过亲戚、朋友、老乡介绍，结伴到保洁公司干活的。有时候村庄上有一个来了，过段时间就会呼朋友唤友将乡党们弄来一大群。对于她们来说可没有什么劳动法，三金，带薪休假什么的，都是按天拿钱。保洁公司什么保障也不给。
有一回，保洁员在做事，这边在检修楼梯，结果她下车时一脚踩空就摔成了骨折。公司里什么表示也没有。家属找上门要讨个说法呀，保洁公司根本不管，说我也是给客运段打工的，又不是我把你弄成这样，你找客运段去。客运段当然不会搭理，转身把家属打发到车辆部门。车辆部门也郁闷呀，说你找单位出面，咱公事公办，组织对组织才好讨论责任问题。得，绕了一大圈，又把球踢回去了。组织出面？保洁公司肯定不会出面，就是出面也没人搭理它。客运段说又不是我直接雇佣你，咱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凭什么为你出头呀？哎，可怜呀，最没有保障的一群，劳动法规对于他(她)们来说只是天方夜谭。
如今，其他一线运转单位现在也有样学样。比方说工务段，以前那些脏活、苦活儿都得自己人干。各位如果坐车，在经过一些列车速度明显放缓的区段时，往窗外留意一下，经常会发现线路边往往会有一群身穿黄马甲，头戴草帽的工作者，这就是工务段的线路工。现在在许多地方，这些活儿也包给包工头了，找来民工，正式职工在旁边作技术指导，真正挥汗如雨的是民工。
其他单位纷纷效仿，将一些维修业务转包给其他单位，比如说私企，技术装备的制造单位，年终一并结算。据说这么做是为了体现分工专业化，分工社会化，是一种科学、先进的管理方式。
如果说将一些工作量极大、而又直接影响旅客服务质量的简单体力劳动委外出去也就罢了，可将一些技术维修活儿也如法炮制，我心里总觉得欠妥。
诚然，委外单位做事确实要比自己的职工要扎实认真，但凡事有利就有弊。将一些重要的技术维修工作转包出去了，长此以往，正式职工们久不操练，技术水平退化那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工作中也会逐渐养成依赖委外单位、推诿扯皮的坏毛病。平时还好说，问题是日常运用工作中的应急处理怎么办？有时候委外单位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于是，许多原本是小故障、小问题，由于职工们技术水平退化，加上推诿扯皮，往往给整成大问题，给运输生产造成本该避免的损失和麻烦。
出了事，铁路对外是紧紧掖着捂着，对内却是追查甚严，处罚极重的。这分析会一开，处理结果一下来，层层加码，最终吃亏、倒楣的还是职工自己。

(3)退伍兵

退伍兵是铁路每年新进职工中的大头，这是咱们中国的特色。甭管你企业需要不需要人，只要你是国企，你每年就得按规定接受一定数量的退伍兵，这是硬性指标，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这种现象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厚复杂的背景，在这里就不多加讨论了。如果有一天，这项政策没有了，那么，我想每年招兵时城镇子弟报名参军的热情恐怕要锐减了。
在我们这个穷省，工作难找，象样点的铁饭碗就更难找了。于是，那些读书读不进去的，考不上大学的，家里没本钱去做生意的，还有那些在社会上混的，家里如果希望给他谋一个铁饭碗，当兵就是一项极好的选择。有家长就直言：“就当是去坐牢好了，反正在部队里总比在牢里要好些吧，毕竟有部队管着，总有个约束，反正两年时间好快，回来就能分配个正式工作。再说了，在部队里混党票容易，在单位上那可真叫难呀，所以何乐尔不为？”
道理人人都懂，所以据说一些发达地区很少有人愿意服兵役，当地政府得方设法给予各种优惠条件，简直就是“哄”着、“求”着，“买”得人去当兵时，我们这里可是羡慕得眼红呀。无它，盖因为我们这儿穷，想当兵的实在是太多了，无论如何一定得花钱运动，街办、人武部、派出所，接兵干部，处处得打点，哪柱香没烧到，是个人都能让你的事儿黄了。
说到这儿您可能要问，这当兵关派出所什么事儿呀？得，告诉你，许多小伙子当兵前游手好闲，大事不犯，小事不断，没少到派出所报到受教育，自然上了黑名单。极少数人当兵前是有案底在身，去当兵那简直就相当于警匪片里的“跑路”。虽然部队是个避风的好地方，但政审时可要当地派出所出证明的，所以见庙得烧香，见鬼得磕头。
具体的当兵价码，那得因人而异，因关系而异。但有一点，甭管多硬的关系，仍然得四处打点，平均一下，一个男兵得一至两万左右。如果是女兵，九十年代中期的价码是两万，那时候大家的年薪才几千块钱，现在涨到了多少我不清楚，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女兵招的数目可比男兵要少得多，基本上就是一个零头。僧多粥少，水涨船高乃是正理。
应该说，这些人在部队里的总体表现还是好的，毕竟有纪律管着呢。客观的说，他们把一个人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奉献给了军营，正是他们保卫着我们的和平生活。每当有天灾人祸，在最危险的地方，冲在最前面的总是咱们的人民子弟兵。甭管平时军地方面有什么不愉快的磨擦，甭管他们当兵前如何如何，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无愧于“最可爱的人”这一光荣称号。

但是，这些只是客观效果，他们参军的主观动机是什么呢？除去那些骗人的假话，套话，大话，空话，实际上他们的主观动机是明确而现实的，那就是等着退伍分配一个正式工作，外加一张党票。
   铁路子弟退伍回来，自然分配到铁路上。那么，退伍兵中的非铁路子弟有没有分到铁路上来的呢？当然有，但数量极少，那是地方劳动部门卡出来的指标。什么意思呢？就是民政局负责退伍兵的分配管理工作，通常会和铁路商量，你得给几个指标给我，我要照顾一些愿意进铁路的关系户。不给行吗？那怎么可能？铁路求地方职能部门的地方太多了，不给点甜头人家在别的地方随随便便卡你一下，你铁路就受不了了。
从前呢，你要当兵自己找门路，退伍回来铁路接收。现在这几年卡得紧了，铁路子弟当兵前还得向路局武装部提出申请，批准后方才可以备案，备案后你去当兵将来退伍铁路才接收。少了路局备案这一关，你这兵就是白当的，回来后铁路不要。为啥这么做？我没有找到任何实质性的官方解释，只能理解为我们这儿就业形势严峻，你当兵可不能光走人武部、派出所、接兵军官的后门，铁路局武装部、单位保卫科、人事科你也得多少烧点香，有好处大家蹭嘛，和谐社会，岂可吃独食？
   退伍兵们到路局报到后，就要开始分配到各站段了。
退伍女兵们，以前主要分到客运段当列车员，或者有少数分到各个车站。这几年情况有所变化，不再往客运段分了，而是向各单位分流。原因是领导们觉得客运这一块以后要向空心化发展，正式职工只出不进，人数逐年递减，越少越好，尽量多招劳务工和外委，钱少，听话，好管理，新陈代谢迅速。比如说今年出台了新《劳动法》，大家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不断提高。于是，客运段的正式职工们群体闹事，要求依法给予春运加班套跑三倍工资。得，铁路上是一个没有《劳动法》的地方，哪个领导嘴巴大，哪个领导嘴里嘣出的话就是法律。三倍工资？门都没有，领导上哪儿弄钱去呀？物价天天涨，运营成本天天涨，火车票十几年如一日地不调价，甚至今年春运连临时调价措施都取消了，入不敷出呀，三倍工资也真难为领导了。于是，领导被迫做此决定：客运段的正式职工春运期间不再套跑，让劳务工和各单位外委的临时列车员们套跑去吧。劳务工人数虽然比正式职工还多，可惜不敢闹事，合同一年一签呢，随时可以让你卷辅盖走人。
   退伍男兵们具体分到哪个站段，手续可麻烦了。铁路点多线长，站段众多，效益各有不同，路途有远有近，谁都想离家近一点，长年通勤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首先要自己填报志愿，然后参加路局劳资处和教育处联合组织的考试，按成绩高低排名，象高考一样投档。一般情况下，排在前面的去机务段，以下依次是车辆段，电务段，车务段，排在最后的没法子，只能去工务段。当然了，什么叫成绩好，什么叫成绩差？大家都是读不进书的，文化水平半斤八两，反正又不许查卷，都是路局劳资处工人科公布分数和排名，然后负责投档。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
   众所周知，退伍兵们的文化基础实在太差。为了提高职工素质，进入二十一世纪，路局让那些分到机务、车辆等技术部门的退伍兵们到单位报到后，不上班，直接送到铁路技校脱产学习两年，毕业后拿中专文凭，再行回到原单位上班。
   按说这是一件好事呀，你不用再考试，单位上就送你去读书，学费单位上帮你交了，每月还发给你学习工资，瞧瞧，多好的事儿呀。可退伍兵们并不这么看。他们本就读不进书，不然也就不会去当兵了。加上在校学习期间只拿学习工资，仅够基本生活之用，比正式上班可要少得多，因此这帮退伍兵在学校并不安心。
逃课？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上课时，课堂上就成了菜市场，喧哗那是小菜，还甚至把脚架在桌上，在课堂上打牌，上课时带女人进教室，把教室变成风月场所的也屡见不鲜。您要问学校、班主任怎么不管管？谁敢管这些人呀？这帮人在社会上混过，又是正式职工，学校只是负责授课，哪里管得了？就是让学校管，学校也管不来。这帮人动不动就挥拳头的，秀才们遇上兵，怎么讲得清理呢？所以老师们也识相，公开和这帮退伍兵打着商量：求求诸位不要让我们太难做，上不上课随意，上课爱干什么随意，考试时我啥也看不见，保证各位大爷过关，只求各位大爷可怜可怜咱们这些教书匠，赏我们口饭吃，万事皆好商量，行不？
瞧瞧，都把老师们逼到了这步田地，让人怎么说好呢、
光是不用心学，混日子那还好说。问题是这帮子退伍兵正值青春年华，精力过剩，口袋里又有几个工资，于是隔三岔五地骚扰，甚至调戏技校的女学生们。可怜的小女孩子，小的才十四、五岁，大的也不过十八、九岁，哪里见过这阵势？告老师、老师也管不了，只得规劝学生们，这帮子混世魔王咱们惹不起，只好尽量躲远点。
调戏女学生这种事两说，往好里说是追求爱情，似乎不违天理人伦，打群架可就有点太不应该了。
这帮家伙在校内校外，成群结队，走路都横着走，稍有不足意，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就开练。他们当兵几年，人人身有武艺，平日里闲来无事，精力过剩，寻常学生哪里是对手？最要命的是这帮退伍兵们的组织性、纪律性特别强，一有打架之事，个个都来了劲，各自奔走相告，一声招呼，全体紧急集合，排着队，跑着步，喊着口号冲过去打群架。想象一下，几十号人这么雄纠纠、气昂昂地有组织出动，又都受过格斗训练，哪里有人是他们对手？
如果说小打小闹倒也罢了，可这帮家伙下手还特别黑，动不动把学生们打得头破血流，骨折住院。那几年，咱们昌北地区被他们闹得鸡飞狗跳，这帮爷号称打遍昌北无对手，不仅昌北地区各高校的学生们闻之色变，就连当地的那些地头蛇们都被收拾得老老实实。公安机关还真不敢管，因为是团伙活动，每回都是清一色的迷彩服，清一色的板寸头，在格斗中事主们还真分不出谁是谁，等公安赶到现场，人早得胜回营了，抓不住现行没法子法办。找学校麻烦吧，学校给你一个劲地倒苦水，找铁路局吧，咱们铁路局根本不会理睬一个效区派出所。
   可是也不能总这么不管呀，那些被打伤的人可不会依呀。于是，每每当地派出所和学校逐级将问题上报，一直报到省里，内容无非是叫苦连天。于是每每咱们主管卫生、教育的副局长半夜被省里叫去挨训，甭问，肯定是教育厅又向省里告状了呗。
   于是，路局让这帮退伍兵从昌北转到莲塘技校继续上课。那里穷乡僻壤，也没什么学校，应该不会调戏女学生，殴打男学生了吧？结果，这帮爷倒是不滋扰学生了 (也没处滋扰)，但是当地的餐馆、舞厅、录像厅可倒了大霉，这帮家伙滋事打群架依旧，一言不合，动手就打，顺手把这些场所也给砸了。打吧，打吧，在那穷乡僻壤，有关部门眼不见，心不烦，况且他们收拾的有不少是当地的混混、地头蛇，也算是间接帮助公安机关为民除害吧。
   好不容易两年过去，他们毕业分配到单位上来了。说老实话，他们的体力好，干活力气是有的，但不太好管理，肯用心学技术的不是很多，其余多属于刺头一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退伍兵们两级分化，一部分人继续吊儿郎当，另外一部分比较安份的则逐渐成为生产骨干。看看火车司机们，有相当比例就是退伍兵。

由于他们经过当兵的历练，因此相对于那些直接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单位上来的人，对于人情世故要明白得多。所以班组里提拔工长，每每是从前退伍兵里选拔。做工长的，不但自己要能做，最重要的是能镇得住。做得做得过人家，不听话，要打架也得打得过人家，要喝酒，也得拼得过人家。这样的人做工长才能镇得住，才能做得下去。这，就是铁路的现实情况。

(4) 技校生、中专生、职高生

咱们铁路上素有近亲繁殖的传统，往往是铁路子弟长大后又进铁路工作。想想，这丝毫不奇怪，就象部队大院的孩子们长大后大都从军一样，自小在这个环境下熏陶长大的，自然而然地受到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它已经深入到人的潜意识里，升学、就业选择时往往会起大作用。
铁路点多、线长，许多沿线职工所在地的经济极不发达，子女长大了总得就业吧？相较之下，铁路虽然不死不活，收入不高，但毕竟是国有，相对来说还是比那些地方企业要稳定些，不会说倒闭就倒闭了。再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铁路工作的性质造成了铁路职工们观念的落后。咱们铁路是一个国有的、天然垄断的、执行上级指令性计划的特大型企业，在这个大企业里，一切条条框框都定得非常细，定得非常死。日常工作中要求的无非就是“照章办事”四个字而已，各站段追求的目标说到底就是“安全正点”这四个字。因此，职工们慢慢就养成了一切求稳妥的习惯。这种习惯反映到子女就业问题上，就变成了思想僵化保守、求稳、没有闯劲和冲劲。所以铁路子弟，只要有可能，大多长大后子承父业，继续在铁路上干。逐渐的，也就形成了近亲繁殖的就业传统。
可是，你也不是想就业就能就业的。铁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就不再从社会上直接招工了，这里所说的招工是指正式职工。自那以后即使公开招，招的也是劳务工列车员。劳务工若想转成正式工，那比登天还难，不但难，还得遇上极特殊的事。这特殊的事里既有好事，也有坏事。好事就是说如果你在全路技术比赛中拿到了前三名，给领导脸上增光了，领导一高兴，破格给你转正。这种事那得多稀罕呀？又有几个人能遇得上呢？坏事就是说你的直系亲属里有人工伤死亡，而单位领导不愿往上报工伤，私下和家属谈条件，作为妥协的条件之一就是直系亲属转正。还有一类情况就是你不幸成了革命烈士，通常这种时候家属提出转正的条件领导都不太会拒绝，当然，打铁得趁热，要是已经入土为安，领导们已经渐渐开始淡忘的时候再找领导提要求，那恐怕就不太能办得成了。
这些特殊的事绝大部分人终生都不会遇到的。因此，通过正规途径进铁路才是主流。要说起来，以前有些老领导还真的不错，为广大职工做过一些实事。尽力解决自己子女就业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最得人心的事。
从前呀，咱们铁路上除了没有火葬场，没有正规军队以外，其他的尽有应有，简直就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自然，铁路中学那是必不可少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经路局领导研究决定，在铁中里开过职高班，有机务班、车辆班、工务班、幼师班。不过，对报考资格可是严格审查，首先得是应届初中毕业生，其次必须是真正的铁路子弟，第三对身体条件那是严格要求，反复体检。一旦考上了这种职高，那就在路局劳资处备了案。职高三年毕业后按各自专业分配到对口站段，成为正式职工。
这种职高一直办到九十年代中期，就不再办了。原因有许多，地方劳动部门没法打进这一块自留地自然是原因之一，铁路职工自己有意见那也是原因之一。你要问了，既然这是解决子女就业的好途径，怎么还会有自己职工不满的现象？其实很简单，铁路点多线长，但铁路中学却集中在几个大站所在地，而有资格办职高的铁中，往往是省会所在城市的铁中。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一个铁路局管几个省，沿线铁路职工的子弟总不能跨地区、甚至跨省上职高吧？得，这项政策往往就是在大站，在省会站工作的职工得到了实惠，沿线职工自然会有意见。那么，可不可以一碗水端平呢？鉴于中国的国情，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加上铁路体制、人事制度的不断改革，职高停办那也是迟早的事情。
职高虽然没有了，但铁路还有自己的技校和中专。这些铁路中专和技校虽然是全国统考招生，但具体招生时却划分成“路内”和“路外”两种指标。自然是以“路内”指标占绝大多数。“路内”指标仅限于铁路子弟为，“路外”指标不但数量少，而且卡得很严，但照样挤爆头，竞争空前激烈。为什么？只因为从铁路技校、中专毕业后铁路局肯定照单全收。在咱们这个经济不发达的穷省，找正式工作难呀，找一个稳定的正式工作更难。加上许多路外人士不了解铁路内情，总以为这个国有垄断的“铁老大”的工资待遇肯定如何如何，因此削尖了脑袋也想着挤进来，甚至为此不惜代价。我还见过有人人在社会上闯荡了几年后，宁可回来更改户口，把年纪改小也要考铁路技校和中专。甚至有一些本可以考上大学的人，从长远考虑，居然不惜低就，放着大学不读，偏偏来读铁路中专。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回答是就是念了大学也不知道分到哪里，还不如直接分到铁路保险。
近年来，各铁路学校相继划归地方，职高最早停办，技校、中专也在急剧萎缩。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不再是我铁路院校了，所以你的毕业生我铁路已经没有了必须接收的义务。为了生存，这些技校、中专想方设法和高校合并，升格为高职。
由于大学扩招得厉害，因此对于这些高职的生源来源困难，不再有非铁路子弟不可的限制。铁路院校划归地方，还有个三年过渡期，在这过渡期内虽然它们归地方管理，但铁路还是得保证一下它们的利益。但要象从前那样是不可能的。于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就是同意它们开设所谓“定向班”。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种定向班的学生毕业后，学校可以择优推荐到铁路部门工作。但是，这些来铁路工作的究竟是算正式工还是劳务工那可就大有讲究了。据我所知那得看专业，技术专业有相当比例的是正式工，但数量在急剧减少。如果是非技术专业，比如说什么所谓的“车长班”，那其实算劳务工。但是，学校对外招生时对此一节故意糊涂，先吹得天花乱坠把学生骗来再说，等到几年过去，学杂费拿到手，你再发现上当，想指责学校也来不及了。
随着形势的变化，就业门路越来越宽广，铁路早不复九十年代以前的风光，因此报考高职的人大为减少。
对于这些职高生、技校生、中专生，铁路上极为欢迎。因为他们大都是铁路子弟，从小在铁路上长大，耳熏目染，许多东西基本上不用从头教起。况且虽然基本上都是内招，但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因此虽然学历不高，但生源基础差不差。再加上学校里理论基础打得不错，再加上最后一个学年基本就在对口单位上实习。这种实习那是什么岗位都要轮的，且不是光看不练，那是要和正式职工一样同劳动的。基础本就不错，这一年轮岗实习，理论结合实际，水平提高很快。等到毕业分配到单位上，不必职教科再费神从头教起，他们很快就能上手顶岗，半年之内基本上就能独挡一面。等到他们一年后转正时，几乎都成为生产骨干了。虽然他们在身体素质体、人情世故方面远不及退伍兵，便技术好，肯钻研则是退伍兵没法比的。加上他们毕竟是直接从学校出来的，听话得很，比退伍兵可要好管得多。
所以，铁路上对技校生、中专生、职高生甚为满意，各对口单位都抢着要。
不过，抢着要虽然是抢着要，可有时也未免会闹出点乌龙事件。比如说99年那一回吧。那时候我们局新开了不少客车，急缺列车员，于是一纸紧急通知下发各站段，你们那儿有富余的女职工吗？全调到客运段去。你不想通勤，想方设法想从沿线调回来？可以呀，立马调你回来，不过只能去客运段跑车。就是这么搜罗，客运段还急缺人手，于是当年路局劳资处一声令下，当年接收的中专生、技校生里，男的全部按专业对口分到各段，女的一刀切，甭管你学什么专业，通通到客运段跑车去。
得，当年分配的那些女中专生，女技校生可就叫苦连天了。费了那么大劲，学了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到头来全白费了。去跑车哪里需要什么技术呀？这些年的辛苦全白费了。可吵归吵，叫归叫，上面说了，这是集体决策，一刀切，概无后门可开，你就认命吧。
这些人毕竟还是学生气质，哪里能适应客运段那种环境呀？绝大部分混得都非常郁闷，甚至有人已经准备辞去这份铁路正式工作，到外面打工去了。可你还别说，风水轮流转，许多事情没有什么绝对不可能的。2000年，路局成立了客运公司，把客运，车辆给捏到了一块，这给那些在客运混的中专生，技校生们带来了希望。虽说客运公司对外是一个单位，但在内部还是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这帮学生利用各种渠道找到主管车辆的副总，副总心里有了数。于是在2001年，在公司内部搞了一次公开招聘发电车乘务员，只问所学专业，不问现在在哪个部门，于是忽，把这批人全部都弄到车辆岗位上。等到2003年客运公司散伙，顺理成章地成为车辆段的一员。
咱领导说了，这批人可比转业军人技术上强太多，也肯钻研，放到客运跑车真的是浪费了。

(5)大学生

这里所说的大学生，不包括“五大生”。(什么叫“五大”，那是指电大，函大，夜大，职大，业大)
大学生现在满大街都是，早已经从精英教育时代的“天骄”沦落到现在“毕业即失业”的地步。但是在这之前，还是比较牛的，至少在咱铁路系统是这样。
咱铁路封闭、保守，即使是现在，正规大学生的数量在职工总数中的比例仍然不高，仍然满足不了铁路现代化进程的需要。
在82年之前，铁路主要接收的是一些工农兵大学生，那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国家拨乱反正后，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轨，人才稀缺，那些工农兵大学生就迅速提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了。
恢复高考后，在教育产业化之前，铁路上主要接收的是铁道院校毕业的大学生，还有就是铁路子弟中的“自费生”。
说起自费生，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弄不明白是咋回事了。因为自从九十年代末期，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后，大学全员收费，大家都是自费生了。可在教改前，全日制大学生可是分为国家统招公费、自费、计划外自费、委培这四种类型的。这四种类型的高考录取分数依次降低。
在教改之前，国家统招的公费生由国家分配。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逐步开始供需见面，双向选择。至于自费生、计划外自费生，对不起，国家不管你，你得自找接收单位。至于委培生嘛，得去出钱委培你的单位。不去也行，那得你和委培单位把事儿谈平了。谈不平的话那就得去，你的毕业证可是直接给委培单位的，由不得你不去。
铁路上一向以接收铁道院校的统招公费生为主。如果是非铁道院校毕业的，想进铁路那难度可就大了去了。因为每年指标极其有限，非有过人的门路不可拿到。这里面关系非常微妙，不是说你官大就一定有用，有时候小卒子照样能过河显神通。最突出的例子就发生在94年的某单位。当时该单位书记的千金毕业，该书记大人弄到一个指标，但被上级告知，根据回避原则，你女儿不能进你单位。没办法，书记找到另一兄弟单位领导，人家答应得很痛快，接收没问题，谁让咱这么多年的交情呢？但互相帮助，你再给我弄一指标来，咱这里也有人要安排呀，这样才好说话不是？得，该书记再显神通，就又弄来一指标。要知道，当年该系统非铁路院校进铁路的指标总共才五个，他老人家一下子就弄来了俩。当时，有个他的老部下，一个普通工人的子弟也想进铁路。所有的人都不看好，一个单位的怎么弄到三个指标呢？一个普通工人难道还比书记大人本事大？可最终的结果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普通工人的子弟剑走偏锋，以微不足道的代价居然顺利进了铁路。而书记千金却最终被以技术性壁垒给拦在了铁路门外，那两个指标却白白便宜了第三者，第四者。一番心血全给他人作了嫁衣裳。弄得书记大人郁闷了几年，时常公然破口大骂上级领导不是东西。此人平日里慈眉善目，有“笑面佛”之称。然心胸却极狭窄，明明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明明知道一切都与那工人子弟无关，大家人有人道，蛇有蛇道，各显神通。却又偏偏眼红妒忌，时不时有意无意给人小鞋穿，仿佛不如此不足以心理平衡。
但是，如果你是铁路子弟，而且是自费，那甭管是什么学校，什么专业，铁路上都照单全收。但分配去向一般都不太好，以前是一股脑儿往电务段塞，造成电务段成了一个大杂绘，大学生常年作工人使用，即使是你拿到职称，要混到管理岗位上依旧很难。因为在那里的自费大学生多如牛毛，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光有本事，光有学问，而没有门路，没有人脉，那是混不出来的。
如果遇到新线开通，那当年接收的自费们往往一锅端往新线分。新线基础差，离家远，配套服务设施跟不上，生活清苦，老职工当然不愿意去，不让你们这些新分来的去还能让谁去呢？
当然，事情总有例外，有一年杨局长的千金大学自费毕业。人事处向他请示当年的分配方案，局长大人说了：“我看就分到户口所在地好了”。得，就这一句话，局里就改变了往年的一锅端政策，改为各自分配回户籍所在地。不少人沾杨大小姐的光，如愿留在了原地，避免了长年通勤之苦。第二天，政策又变回了一锅端。想想也是，哪里年年都会有局长千金毕业，那不是让局长大人犯破坏计划生育的错误吗？
至于公费生，一般按专业分到各站段。第一年在基层班组见习，见习期满定职定级，如果是本科，见习期满定为助理工程师，如果是大专，见习期满只能定为技术员。单位再另行安排。如果门路大的，直接留在路局机关，连下基层见习也免了。
关于这个见习，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毕竟从学校出来，学的不过是书本上的理论，实际上现场往往是另外一回事。不经过现场实习，连一些基本的实际情况都不清楚，今后如何指导基层的生产工作？而且刚出校门的人多少有点眼高手低，眼高于顶，心骄气傲，自己以为读了几天书就成“精英”了，不到现场磨练磨练、清醒清醒，那怎么成？
但这见习，我看却有“真见习”和“假见习”之分。所谓假见习，那就是将这一年的见习期划开，理论上这个月你到这个车间某个班组，下个月又到那个车间某班组，下下个月又到机关某部门见习。这种所谓的见习由于在每个地方待的时间太短，人家一看，指望不上，一般也就不安排具体的活儿，你爱来不来，考勤照样给你打。这种所谓的见习连走马观花也算不上，说白了就是四处游荡混日子。看上去好象舒服了，但我觉得没真正学到东西，最终吃亏的是自己。
要在单位上混，其他方面自然也很重要，但现场这一块也不能荒废。不要求你做得很精，技术很好，至少应该知道实际操作流程和班组里的现状，这样以后别人也轻易蒙不到你不是？这种假见习近十年来越来越多了，一般发生在有一定背景的大学生身上，眼高手低，吃不得苦，受不得累，靠父辈或亲戚的荫庇走捷径。还有就是女大学生，那些娇小姐班组里指望不上她们干粗活儿，一般见习期满后直接安排到机关的非技术岗位上，在现场瞎混也就罢了。
至于这“真见习”有时是领导有长远眼光，有时却是歪打正着。所谓领导有眼光，那就是说领导明白这里面的事儿，对大学生们的优点和不足心里都有数，为从长远考虑，把他们放到班组和普通工人一样一个箩卜一个坑地干活，但具体的各项待遇还照给。也许这些刚出校门，心高气傲的大学生们当时不能理解领导的苦心，但经过若干年后，等他们阅历丰富了，经历的事儿多了，自然也就理解了。
什么叫歪打正着呢？那就是有时候一时根本没有空位置可以安排，于是只好委屈这些倒霉蛋继续在班组里作工人使用。有时候仅仅是因为年轻“不懂事”，得罪了领导，领导成心给你穿小鞋，整治你，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就是“磨去你的锐气，教会你夹着尾巴做人”。但好事坏事并不是绝对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几年在基层干活所积累的方方面面的经验那都是宝贵的财富，是书本上学不来的，光看不亲身体验是永远也学不会的，是别人教也教不会的，非得自己亲身体验方才会有心得。我认为这对自己将来是绝对有益处的。呵呵，有些人，尤其是那些假实习、走捷径的人会对此不屑一顾，会指为“阿Q精神”。谁爱怎么说那当然由得人家，但我认为时间会证明一切。我坚信这一点。
教改以后，铁路局改为每年到各铁道院校招募，开出条件，双方互相选择。但非常遗憾，许多大学生到单位报完道后大呼上当，说当初在学校里招募时吹得天花乱坠，尤其是关于工资待遇，他们感觉简直就是“被骗”来的。呵呵，即使真是这样，你又能如何？铁道专业的就业面狭窄，离开铁路也并不好混呀。这些年来，大学扩招得厉害，大学生贬值得更厉害，毕业后能找个稳定些的工作就已经不错了。现在，各单位都是僧多粥少，许多大学生毕业多年后在单位上仍没有什么合适的位置。哎，慢慢熬吧，等待机会吧。
自90年代末期开始，从上到下刮起一阵风，要求各单位大力提拔82年以后毕业的正规大学生，要求每级班子里都得有。你们单位要是无人可提，那我就从其他单位给你调来。于是，各单位突击提拔，赶上的就走运了。尤其是那些新建的站段，人本来就少，以新人居多，大学生就更少了，路远通勤，条件艰苦，一般人谁愿意去新建站段？可任何事情都是辩证的，这种新建站段大学生少，一遇上这种割韭菜的机会就成批安到领导岗位上了。
赶上这种好时机最著名的例子就是ALS同志，当时就从调度主任破格提为副局长，然后石家庄分局，武汉局，一路走来，现在已经飞升到部总调度长的宝座上了。
运气差一点的典型例子发生在柳州局，当年年仅二十三岁的某大学生就在那轮割韭菜运动中被提拔为副段长。可从那里起到再在，将近十年了，这位副段长足足郁闷了十年。为啥？人太年轻，道行太浅，在官场上玩不转。这十年来从这个站段调到那个站段，都是做副职，在哪儿也呆不长，那就谈不上在单位上扎下根基，培养自己的势力了。说起来，上级领导总说你还年轻，路还长，还有的是机会。是呀，当年是很年轻，可就在这一次又一次调动中，年纪不知不觉地增长，一茬又一茬更年轻的又起来了，跟人家相比就显老了。可怜这位仁兄被人当皮球踢的苦日子似乎还总是看不到头。当初那种意气风发的锐气早已消磨殆尽。
   其实这已经算是不错的啦，还有拔苗助长惨遭失败的案例呢。99年，杨局长去GZ客列检视察，发现工作一团糟，因此对其主任极为不满，当场对陪同的段领导下指令，把这个家伙给撤了！同时一听说在那三十几个人的客列检，居然还有个正规大学生在做工人使用，当即痛骂段领导浪费人才，难道你们把咱路局下发的提拔正规大学生的文件当废纸？乖乖不得了，局长震怒了，这还了得？于是，段领导迅速行动起来，立刻任命该大学生做工长。别看工长不过是个兵头将尾，但官越小越难做。何况这位兄弟迈出校门才一年，各方面还远欠火候呢。问题是这工长刚做了一星期，各方面还没熟悉呢，段里又下令将其提拔为主任。晕倒，他见习期刚满， 23岁还不到，机缘巧合，创下了本单位自创建以来升官速度之最，中层领导年轻之最。
   可怜这位兄弟，整个人都晕乎乎的。刚踏入社会，人情世故、单位上复杂关系、技术业务都还没闹明白，就被机缘巧合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枪打出头鸟，不知有多少黑枪瞄着呢，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上眼药、下绊子呢。加上该列检所远离本部，位于我局和兄弟局交界处，实际上独挡一面，有点什么事没摆平立马就得惹大麻烦。
这位兄弟身边的人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没一个真心帮衬的，其结果可想而知，不光工作搞得一团糟，方方面面都整成了一团乱麻。可领导们从来不反思自己拔苗助长之错，全怪罪于当事人，尽说些什么“给了你机会，证明你不行，这辈子再不会用你”之类的屁话。于是仅半年后，随便寻个借口，免去主任官职，从天堂打到了十八层地狱，调回本部下基层劳动。在基层劳动时那也是受尽白眼，想必经此一劫，这位兄弟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人性之复杂会有颇多体味。在基层各班级做了一年苦役，转手又被踢到边远地区，人人得而踩之。熬了六七年，才想尽办法调回机关做一寻常小干事。
这兄弟虽然命苦，却终归还是保住了干部身份。还有更背的呢。
有一标准的书生，放着好好的中学老师不当，却偏偏调入站段。那时他老丈人在位，方方面面运动运动，给弄到站段当团委书记。好歹也算是“党政工团”一级领导。可这位老兄太过书生气，站段可比学校复杂得多，哪里是书呆子能混得下来的呢？于是老丈人一退位，立马就让人从团委书记的宝座上给弄了下来，踢到工会当一寻常干事。就是这寻常干事也没能干长，没多久，这书呆子和领导爆发正面冲突，让人家报复，给弄下了岗。这书呆子太过意气，也不找人，径直去推销保险。等到一年下岗期满，回到单位，机构改革，早已物是人非。大家都自顾自地抢位置呢，哪里有人顾念他？于是一脚踢到下面班组做工人。按说他还有机会，因为干部身份未被免除。可没成想这呆子看破红尘，自己主动打报告要求改职当工人。有人劝他，老兄三思，人家踩你，可也没剥夺你干部身份呀。你这报告打上去那可就全完了。这位老兄倒是淡然得很，只说是看破红尘。哎，书生意气害死人哟。
我是坚决反对这种割韭菜，一阵风搞运动的方式来提拔大学生。人无完人，用人当取其长，避其短，放到最适合的位置上，那才叫人尽其才，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能搞技术的人不一定适合做行政领导，能做行政领导的未必要精通技术，嘴皮子利索的未必笔杆子过硬，平时能吹的未必到关健时候能独挡一面。一个人各方面要是没修炼到一定火候，仅靠后台荫庇或者天上掉馅饼的机遇混到了某个宝座上，也是终究坐不稳的。
(6)学校、医院

铁路的学校、医院这一块现在已经正式和铁路脱钩了，但却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剪不断，理还乱。
在学校、医院还属于铁路编制序列的时候，那可是香悖悖。许多人削尖了脑袋也要往那儿钻。
为啥？两头沾光呗。
比如说这铁路学校，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职高、技校、中专、高职、卫校、师范、大学，那可是配套成龙，一应俱全。这些学校的老师们即是人民教师、辛勤的园丁，又都是铁路职工。所以寒假、暑假他们照常享受，教师节、教师的各种津贴照常享受。同时，铁路职工的通勤免票他们也享受，出差、探亲照样开免票。加工资时地方老师加了，他们也吵着要加，因为铁路教师不也是教师吗？铁路职工调工资，也少不了他们一分钱，因为铁路教师同时也是铁路职工呀。
医院？那也一样。
这种两头讨巧，稳定而又无需通勤，又是皇帝女儿不愁嫁的的单位，自然有许多人抢着去。
既然抢着去，那大伙儿就得各显神通。按说这些地方都是专业性极强的，哪能想进就进呀？不，说难当然难，说容易那也容易，看各人本事高低了。
如此一来，这些铁路学校、铁路医院的职工来源可就复杂了。有学校毕业分配的，有顶职的，有从各单位抽调的，有走门路调去的。这么复杂的来源，难免素质良莠不齐。
咱铁路原来有自己的铁道师范、铁道医学院、铁路卫校，其学生自然大部分都是铁路子弟。毕业分配，路局接收。但具体往哪儿分，那就得看各人本事了。都知道大城市生活条件好，可沿线小县城也有铁路的学校、医院呀，总得有人去不是吗？大家就背后博奕吧。
顶职的现在是没有了，可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那可是中国特色，尤其是在大型国企，那是相当普便。说白了就是子承父业，组织上解决职工子女就业问题。
这抽调，那可是组织行为。比如说文革刚结束那会儿，各方面拨乱反正，铁路学校也走上正轨。可是，极缺合格的教师。领导一声令下，下放在各站段劳动的大学生们，甭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通通集中起来，就近抽调到各学校去。至于教什么专业，进学校以后再说，那点事儿难不倒大学生的。
这种抽调行为不太常发生，但直到本世纪初，却还时不时地会来这么一下。为什么呢？比如说又开通了新线，沿线得上马各种配套设施呀，学校，医院是后勤保障的重中之重。极缺人手怎么办？不是沿线站段有许多大学生吗？不是有些单位僧多粥少，大学生没办子安排吗？好呀，你们都来报名竞争，咱路局组织考试，择优录取一批。有人去吗？当然有，报名还相当踊跃。不用我说，这背后的竞争那也是相当的激烈。
至于走后门调动，那在咱中国是非常正常的事。没有才不正常呢。但是，铁路上比较离谱。
比如说，我爸单位上原来有一个木工，初中还没毕业，都年近四十了还找门路调到铁路技校。先是以技术骨干的名义调到校办工厂混，混了几天，这位大叔不知从哪儿变出张党校的函授文凭，居然就转为技校老师了。
某副局长千金职高毕业，直接安排进了铁小，教语文教不下来，教数学也不行，最后干脆改教体育。好在人家只是过渡，一有好位置立即就调走了，没怎么搁误祖国的花朵。
教师还好说，医务工作者手上可是人命关天，这么做就有点草奸人命的意思了。
咱铁路医院，有许多许多都是当年备战时给各单位培训的“赤脚医生”。进入八十年代，不知怎么的，这些赤脚医生们一个个蹦进了铁路医院，一个个拿到了中、高级职称，堂而皇之地成了“专家”。最离谱的是某单位有个锅炉工，文化没有，好吃懒做，走后门调到铁路医院停尸房看大门。看了几天停尸房，不知从哪儿变出一张文凭，居然穿上白大褂当起了医生，没几年居然混成了主治医师。
这些医院，学校职工的来源如此混乱，其水平就可想而知了。
咱铁路职工都管自己的铁路医院叫“兽医院”，它最大的能耐就是能把没病的人治成有小病，有小病的人治成大病，把大病治成绝症，把活人给治死。
按说咱铁路一贯舍得对医院投资，铁路医院的硬件设备在当地都是一流水准，为什么会变成兽医院呢？因为那帮来自五湖四海的家伙根本不钻研技术，成天上班不是忙着打情骂俏，勾三搭四，就是忙着利用处方权拉关系、走后门，忙着建立各种可能利用得上的社会关系。误诊、错诊、漏诊，医疗事故层出不穷，而且因为是皇帝女儿不愁嫁，所以这服务态度还极端恶劣，其种种劣迹真正是罄竹难书。
值得一提的是，别说对外了，他们对自己本院职工也真正做到了“一视同仁”。有一年，铁路医院自己的医生感冒住院，一个小病，居然让自己同事误诊给活活治死了。现在闹得铁路医院的工会主席生病要动个小手术，都不敢在本院做。自己医院的女职工生孩子都不敢在本院生。非但如此，铁路医院的职工们私下里还劝自己的亲戚们有病千万别来铁路医院治，至于那医疗卡嘛，可以在外面看病，拿着处方到铁路医院抓药呀，一点不浪费。
如果不是因为大家的医疗卡只能在铁路医院定点使用，那我估计职工中没几个人愿意光顾这种兽医院。医院一划归地方，铁路医院的阿混们立时感到了巨大的生存危机。问题是他们的对策不是钻研业务，提高自己素质，而是集体上访，把路局大院前后门全堵死，不许工作人员进出，全体绝食，要求和路局领导面对面谈判，要求路局在过渡期内给予大量补贴，要求路局出面和地方协商，尽量保住他们的利益。。。。。。
按说路局领导已经做得不错了，在他们要划归地方前，专门拨巨款给他们建新住院部，重新装修，更新先进医疗设备。用路局领导的话来说，就是女儿要出嫁了，咱娘家人得送一份丰厚的陪嫁。

切，做到这份上，已经够意思了。可这帮阿混们非但不领情，非但不反醒一下自己存在的问题，而是采取极端的手段无理取闹，干扰铁路运输生产秩序。
他们平日里的行为广大铁路职工已经深受其苦，怨声载道。如今发生这样的事，铁路职工没几个人同情他们。大家都巴望着过渡期满，职工医疗卡尽快与原铁路医院脱钩，最少要打破它的独家垄断局面，让大家多几个可以选择的医院。
医院这么混帐，学校要稍好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学好不容易，学坏快得很。平时铁路上就数老师最得便宜，铁路加工资时他们说自己是职工，所以一样都不能少。地方教育系统加工资时他们又吵着我们也是老师，要一视同仁。便宜两头沾，待遇比当地的地方老师要高得多。结果划给地方后当然只能执行同样的待遇标准，这帮吃甜了嘴的老师们就不干了，觉得自己吃大亏了，要“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宜”了。于是上课时丢下上千学生不管，集体跑到路局堵门请愿。企图挟孩子以令领导，我觉得这做得太过份了。 ( 此事我在相亲奇遇记(3)假海归 中已经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复述)

回忆中国股市建立过程 王岐山也是推动者zz

一群年轻留学生的梦想

1980年，我到美国读书，先在纽约皇后学院学习政治和国际关系，后来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金融。

哥大国际金融专业实力强于哈佛，很多大人物都在我们系执教。学习之余，我在《华侨日报》开设了经济专栏，主要写美国如何看待中国。那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由农村转入城市，中国社会正发生剧烈变革。我以留学生和记者的身份关注这场变革，并准备为国家的经济改革做些实事。

留美期间，我们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旅美商学会，简称CBA。当年旅美的中国留学生有三大会：经济学会、科技学会，再就是CBA。CBA里主要是攻读商科的学生。大伙时常聚会，参政议政意识很强，都希望能为祖国做点事情。

CBA人才济济，包括高西庆、李青原、王巍、刘二飞等活跃分子。CBA在国内青年中也产生了影响，比如，王岐山、周小川、张晓彬、张绍杰、周其仁等，与CBA都有联系。当时，北京还有一个青年经济学会，周小川、马凯、楼继伟、宫著铭都是会员。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有三个要素市场：劳动力、原材料和资本。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资本奇缺，因此，建立资本市场的任务很紧迫。这些青年学者早就对建立证券交易市场跃跃欲试，探讨时一拍即合。我们称自己是“促进中国证券发展委员会”，能到场的每月小聚一次，热情畅议建立资本市场。

研究生毕业后，我被纽约股票交易所录用，在经济研究部作分析师。1987年的10月19日，我目睹了纽约股市有史以来最大的暴跌。

1988年3月，我和高西庆、王巍执笔，联合李青原、刘二飞、茅桐、王大伟、盛溢，八人合作，写成了《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这是我们为建立中国证券市场提出的设想。

可是，上世纪80年代，别说股票，连股份制企业都少见，更别提《证券法》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都还处于拓荒阶段。我们认为，应当考虑三五年后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并未雨绸缪地建立资本市场，为从内资企业参与，到合资企业参与乃至国际企业参与这一必然过程准备条件。

当时，高西庆在华尔街上有名的Mudge Rose律师事务所作律师，我在华尔街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工作。但是，当老板表扬我工作有成绩时，我感到不是很舒服，我心里在想：我在这里干，到底是为了什么？根据我从小受的教育，我觉得还是应当回去，利用所学的知识为国家做些工作。我在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老板，时任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总经济师罗杰·库巴里奇也对我说：“王，回中国去！你的作用将是不可替代的。”

因为知道事业的艰难，我和高西庆都没拿绿卡，自绝后路。

1988年6月，我回到中国。刚开始确实很难，要游说体改委、政改办，还有一些大公司，复印、查资料、开会，高西庆都得自己掏腰包。俩人一人一辆自行车，东骑西骑，四处奔波。幸好是在美国认识了张晓彬，他当时是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他赞助了我们十万元。

我觉得，人往往是被预期所趋使，开始想难点好，说不定末了事儿就成功了。所以，我俩痛下决心，如果五年以后干不成，他在东边修自行车，我在西边卖包子。

“万寿宾馆会议”

1988年7月8日，康华副总贾虹生找我，让我第二天跟着他去开一个关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会。因为我从华尔街回国，他们希望我到康华工作，此前多有接触。

贾虹生让我参加的正是“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会议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后来被称作“万寿宾馆会议”。这个座谈会囊括了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计委、体改委、人行、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此外，更为积极的是官办却又资本味道十足的中创、中农信、康华等公司。

座谈会由中农信总经理王岐山和中创总经理张晓彬发起，人行计划司司长宫著铭（人称“大宫”）主持。人行副行长刘鸿儒参加，他当时主持金融体制改革。

当时，纽约股票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访华，邓小平接见了他，还对他说，你们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等刘鸿儒来的时候，大宫拿着一份《人民日报》，读了一下邓小平的这段话。他说，现在有一份“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方案，今天大家就来议一下。

这份方案是中农信的王岐山和中创的张晓彬发起，其他几大信托投资公司参与起草的。张晓彬念了一下这个方案。客观地说，方案是粗线条的，大致是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设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时机已经成熟。

接着，贾虹生等人开始发言。

当时中国人还不懂股票，大家从马克思“如果没有股份制，就无法想像美国南北大铁路能建设起来”的论述寻找理论依据。此后很多年，大家还在苦于、忙于为在中国建立股票市场寻找理论依据。

最后，他们让我谈谈想法。因为我在留学时就编写过前面提到的设想。我从专业角度说明了，资本市场应该建立了，又谈了建立资本市场的意义，因为资本市场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一搞资本市场，企业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会计制度改革等相关改革都会被带动起来。我还介绍了一下证券监管体制。

人民银行体改办蔡仲直博士是从德国回来的，接受的是德国全能银行的思想，还就监管问题和我发生了一些争论。

最后，刘鸿儒作了总结。他说，资本市场一定要开始研究了，但是，此事非常重大，建设证券市场因为存在理论障碍而显得特别敏感，此事在国际上将引起密切关注。他说，此事人民银行也做不了主，需要上报中央。他建议我们写一份更详尽的报告，上报中央，由中央决定。

可以说，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序幕就从万寿宾馆会议正式拉开了。

撰写“白皮书”

散会后，中农信的总经理王岐山作东，请大家到中农信吃饭，又是一阵热议。极其敏锐的王岐山意识到此事意义重大，值得花大力气推动。

当时，交易所建在何处，也是一个争论的话题。一拨人建议设在北京，因为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发展相当滞缓，而北京是政治、经济中心，也可以建成金融中心。建在北京是主流的意见。

接下来就议到由谁来写报告的问题。王岐山就坐在我旁边，他向贾虹生建议，“别让波明去康华了，让他参与起草建立证券市场的设想吧。”他说的就是《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后来被称为“白皮书”。

编写工作涉及经费、场所等问题，张晓彬表示，这一切都由他们来负责解决。

接下来，我们就日夜兼程、快马加鞭地起草白皮书了。

“白皮书”包括《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建立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等，等于设计了一个关于中国证券业的整体框架。

张晓彬专门派许小胜为大家提供交通、资料、经费等方面的服务，把大家照顾得很好。同时，我们继续游说高层，阐述建立证券市场的必要性。

后来，周小川也加入到我们的工作中来。

编写这份“白皮书”，我们共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我参与了编写工作，并负责从技术操作层面作出论证。我们还列举了建立证券市场应具备的其他硬件条件。我还在家里画了一张证券交易体系、程序的说明图。

走进中南海

我们的“白皮书”通过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转给了国务院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后来由吴明瑜提交到中央高层，赵紫阳的一位秘书也从另一个渠道做了工作。赵紫阳的批示很快就下来了，大意是，希望财经领导小组开会听取我们汇报。当时，赵紫阳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姚依林是副组长。

1988年11月9日早上9点，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共同主持了汇报会。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周建南，国家经委主任吕东，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央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金建栋等30多人。

参与作汇报的是张晓彬、高西庆、我和周小川。会议一直开到中午12点10分。其间，各位领导分别就股票上市向我们提出种种问题。

张劲夫开头说：“总书记让依林同志和我听取有关证券交易所的研讨汇报，看看条件是否成熟，提交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议一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要什么条件？应要国家管理机构审批，管理要严格。”

周建南询问中小企业股票上市情况。我就进一步介绍了美国中小企业的股票上市情况。

张劲夫又问：“你们有没有研究过资本主义有哪些可以为我们所用？我国理论界有人提出社会主义不能搞期货交易，只能搞现货。”周小川回答说：“期货有稳定的作用，期货运用好可以促进市场。”项怀诚也说：“期货可以分担风险，有利于稳定。”

吕东问：“公有制为基础的企业与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股票上市有何区别？”高西庆用以色列国营企业上市的法律规定与具体做法作了解答。

姚依林问：“还有一个问题，即股份制与股票市场的关系，我赞成股份制，但要弄清实行股份制的企业与现有企业的关系，这里有什么问题需要探讨？企业不透明的话，股份制实现不了，需要评估才能上市。”对此，张晓彬作了回答。

周小川提出：“市场管理与组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要分开。对于管理，人民银行本身出面不合适。”

高尚全说：“年轻人花了大量时间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我同意证券交易所是深化改革的配套措施。它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在公有制情况下，怎样搞交易所？我们基础工作差，市场发育差，竞争不充分，价格不合理，管理水平不高，要加强基础工作。搞交易所可能产生问题，如投机、市场波动等，总之，到底会产生什么问题，我们心里没底。要积极筹备，根据条件逐步发展。国家证券交易委员会领导小组，要不要成立？是由体改委牵头还是由人民银行牵头？”

张劲夫说：“我们这些中青年同志，都是搞证券市场的积极分子（姚依林此时插话说：我也是积极分子。）我多年思索是公有制怎么个公有法，现在全民不如大集体，要改革财产所有权的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股份制本身是核心问题，要探讨，我报名作一个志愿兵。体改委为主，我参与，要赶快搞出来。”姚依林紧接着说：“要紧锣密鼓地搞。”

最后，姚依林说：“我对股份制一直是支持的。资本主义搞股份制是规范的，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我以前多次讲股份制问题，都让人给抹掉了。不管有什么困难，要奋斗，搞出来，是公有制的股份制，这样，经济的灵活性可以大大增加，这个问题我很赞成。”他表示，此事现在看来不成熟，但看来又是不得不干。

会议气氛是很活跃的。大家畅所欲言。我记得，就其牵头部门一事，金建栋希望由人行牵头。姚依林打断他说，人行负责的事太多了，还是由体改委志文同志牵头。金建栋仍有异议，但再次被姚依林打断。这时，项怀诚发言说，非常同意由体改委牵头，并认为这样较公正。这样，姚依林拍板，有关证券市场的研究和筹划工作归口到体改委。

姚依林还采纳了张劲夫的建议：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同时，这在后来被称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

这对我们来说，相当于拿到了尚方宝剑。

走出会场，我们的心情激动得不得了，真没想到，这样重大、复杂的事，就这样确定了！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我们在留学时的设想得以迅速进入实施阶段。大家找了个餐馆，高高兴兴，庆祝了一番。

蓝图成真

因为股票交易所这词太敏感，中央要求我们少说多做，低调筹备。这就需要一个机构来具体操作。

1989年1月15日，中创的张晓彬和中农信的王岐山等在北京饭店召集了一些大信托投资公司、产业公司的负责人开会，讨论中国证券市场的筹备工作。会议最后确定，与会的九家公司，每家公司各出50万元人民币，组建一个民间机构，来推动证券市场的建立。这家机构就是“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改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本来， 我们是打算把股票交易所设在北京，跟中央也是这么汇报的。因为股票交易所最好设在金融中心。当时中国没有资本市场，只有银行。银行总部都在北京。后来，由于很多原因，选择了上海。

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筹划开发浦东，开发预算是几千亿，对于解放以来收入大部分上交中央的上海而言，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联办”的宫著铭向朱市长写信建议说：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当时，银行资金流动限得很死，要搞个股票交易所才行。

他用简单朴实的语言向朱镕基介绍了资本市场，引起了朱镕基的重视，并表示同意。问题是，要建股票交易所，上哪儿找懂行的人呢？“联办”理事长经叔平告诉朱镕基：“我们这儿有拨年轻人，就是搞证券交易所的。” 朱镕基很爽快地说，“好啊，那把他们请来，我给他们解决户口问题。”

1990年初，“联办”就投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办中。建立股票交易所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法律、会计、投资人、交易场所的选择。好在即使在当时的背景下，也没有人给这个工程设限。

上海市政府决定，筹建上海股票交易所的三人小组成立，他们分别是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而后三人小组给朱市长的报告中，建议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上海人行的王定甫任组长，联办的章知方为副组长，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报告中，三人小组建议，由上海市牵头，请“联办”的同志协助，朱市长还专门把协助两字划掉，改成合作。

1990年12月1日和1990年12月19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举行开业典礼。

在帮助上海、深圳筹建交易所的空余时间里，“联办”又以美国NASDAQ计算机联网交易为蓝本，设计建立了“STAQ”（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该系统于1990年4月25日向国家体改委提交报告，当年11月就实现了国内六个城市18家公司通信联网。

1990年年底，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联办”申请的STAQ相继投入运营。至此，以“两所一网”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就此建立起来。

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对证券市场的制度安排大方向是对的。另外，对于中国改革而言，资本市场的创立突破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它遵循“拿来主义”，借鉴了国外成熟市场的经验，起点很高。“白皮书”关于资本市场结构的设想，现在基本上都实现了。■

王波明：时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SEEC）副总干事，现任SEEC总干事

为什么中国公司喜欢行行都做？zz

说完常州天和太阳能的故事后，陈笛得到的印象是，公司应该垂直一体化整合，要把企业所需要的各类原材料都由自己生产供给，一方面这能帮助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也能保证质量和供货安全。

　　 陈笛，“爸爸，上次你谈到，如果各企业什么都自己生产、不从市场上买，到最后各家企业都无所不包，但什么都做不好了，大家都自给自足，使市场没机会发展。这当然有道理。但是，企业的范围界限到底该划在哪里？企业与市场的分界该在哪里呢？”

　 　 “这个界限的确很难一概而论，取决于具体的社会环境和行业特点。像太阳能制造业，我们上次谈到，之所以常州天和的垂直一体化整合受到投资者欢迎，是因为太 阳能装置需要硅片，而硅片的供应很紧张。全球太阳能制造商都争着抢订硅片，使硅片供应极难保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太高，所以，常州天和的垂直整合做法就 好。一般而言，任何供货的不确定性越高、价格波动越大，自己公司去生产、提炼那种原材料的必要性就越高，那样能保证公司产品生产的连续性。”

　　 陈笛，“不过，在中国，好像公司更喜欢什么都自己做，喜欢垂直一体化，而在美国好像不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包括许多方面。第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契约执行的可靠度，如果你跟张三的公司签合同，约定张三今后5年里每年供应一吨硅片，而且价格今天就锁定，这样， 你投下很多资本，扩建太阳能生产线。可是，一年后，张三说没货供应，要毁约了，这当然让你的投资泡汤了。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契约环境差，企业就更倾向于 什么都自己做，不相信别人的供货保证。正因为中国的契约文化还欠发达、法治没到位，人们只好通过公司内部生产尽可能多的原材料，而不是靠市场交易或说外 包，来保证供货，使自己的主营生产线能持续进行。换句话说，在一些情况下，公司内部的垂直一体化整合是外部契约不可靠所致，是外部法治不到位所引申出来的 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法治发展是市场化深化的基础，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公司喜欢什么都自己做，而美国的公司更倾向于专注整个价值生产链中的一个环节。

　 　 “实际上，不只是国家之间有这些差别，即使在一国之内，因不同地区的契约文化有很大不同，企业选择的垂直一体化程度也会不同。在中国，浙江因为靠海，其商 业发展历史比内陆省份更长久，其商业文化、特别是契约文化就比湖南等省的要发达得多。所以，在浙江，企业能够选择专，实际情况也的确是浙江企业更倾向于 专，通过市场交易能实现的分工很细。相比之下，湖南企业更倾向于什么都做，专业分工不够。比如，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这样。”

　　 陈笛，“你说的是我们在长沙常住的通程国际大酒店吧？”

　　 “是的。这是湖南的一家上市公司，它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你猜它的主营业务是什么？”

　　 陈笛，“它肯定是从事酒店经营的公司吧？我觉得他们的酒店还不错，只不过这些年他们的服务质量好像在下降，酒店维护得不到位。”

　 　 “我原来也以为它的主业是酒店管理，可是远远不是这样。通程国际大酒店只是它很小的一份业务。按照该公司的介绍，主营业务包括百货、针织品、文体用品、照 像器材、音像制品、金银首饰、食杂果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厨房机具、家具、中成药、西药制剂、医疗器械、建筑材料、矿产品、旅游及服务。兼营业务有饮 食娱乐、住宿、能源、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及装饰工程、汽车贷运、信息服务、物业管理。所以，我们住过的酒店只是一小部分业务，各种商业零售是更大的主 业，还有就是房地产开发、商用地产投资与物业管理，能源和汽车运输，还有信息服务、软件开发。实际上，在湖南几乎每个上市公司都有自己的酒店，也有自己的 房地产开发公司。”

　　 陈笛，“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他们什么都做，怪不得通程大酒店的服务这些年每况愈下。刚才说常州天和是垂直一体化整合，是为了减少原材料供应的不确定性，但是，通程的酒店、房地产、旅游服务跟他的零售业有什么价值链上下游的关系？这个我不明白。”

　 　 “一般讲，如果不同业务领域或说行业间有很强的互补性，虽然它们没有价值生产链意义上的供货关系，那么，把这些行业都整合到同一个公司内，可以实现分散公 司风险的效果，这样，在任何时候，一个行业不景气，或许其它行业景气，使公司的收入不至于整体受到负面影响。不过，要运作好这种跨行业横向整合，公司的管 理架构与水平必须很高，否则，极容易造成资本浪费，使资本的使用效率很低，不能带来足够高的回报。比如，通程2006年的资产回报率才3%左右，也就是每 100块钱的投资，在一年里只能带来3块钱的利润回报，跟银行利率差不多。就像你说的，一旦公司什么都做了，不管这些行业相关不相关，那结果会是什么也做 不好，资源就要浪费了。

　　 “在中国，过去因为企业是国有的，不属于任何个人，所以，企业的效率、企业资产的回报率从来不是很重要，反正不是自己的钱，浪费就浪费了。在那种情况下， 企业当然想做得很大，什么行业都做，因为反正不用考虑投资的回报。所以，原来的国有企业不仅跨越许多行业，而且每个企业既有医院、食堂、学校、托儿所，也 办住房、经营房产，都是跨行业横向经营。到1990年之后，许多国有企业都被改制，转变成股份制企业，并且让它们的股份到股票市场上市交易，这样个人都可 以买股票成为股东。原来设想，让企业的股份由个人买卖交易，这样资本市场就可以逼着中国的企业更注重效率、注重投资回报，而不是什么都做。”

　　 陈笛，“结果怎样呢？”

　 　 “结果是，上市后的企业反而更加什么都投，原来要做扩张投资时，一些国有企业可能首先要从相应政府部门批资金，批的手续很多。可是，现在，上市公司不再完 全是国有的了，其投资决定不完全要经过政府部门批，而是由董事会批准，可董事会又不起作用，同时，中国的股民又不太管公司经营的好坏，只看股票价格是2块 还是8块，并且也不一定知道什么商业模式最有利于通程等公司赚钱。到最后，改制上市后的中国公司反而有更多资金，进行更多的跨行业横向扩张。本来，对于股 市投资者来说，他们应该更希望每个企业都专注一个或两个相关行业，把这一两个行业做好、做精，因为，如果跨行业投资更好的话，投资者自己也可通过分散投资 组合来达到目的，不需要这些上市公司去做。上市公司应该专，跨行业投资留给投资者自己去做。”

　　 陈笛，“不过，中国企业之所以喜欢做大，喜欢什么都做，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机会很多，所以，他们认为跨行业拓展对股东更有利？”

　 　 “的确很多人这么说，这么想。比如，他们说，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很赚钱，如果通程的老总有关系批到土地，进而开发房地产赚钱，那不是对通程的股东更好吗？让 他们的股份更值钱？所以，只要是赚钱的项目，公司管理层都可以去投，而且也应该去投。换句话说，由于中国的房地产开发等机会不是开放的，而是完全由政府部 门控制审批，所以，能够批到地就是财富的通行证，是这种特别国情决定了中国上市公司什么都做的局面。

　　 “这听起来有道理。只是在投资者买通程股票的时候，他们以为买的是商业企业股票。可是，那完全是错觉，因为它的资产主要集中在地产上，它拥有通程东塘百货 大楼、长沙西城百货大楼、星沙通程商业广场（占地面积11万平方米）、通程商业广场、通程国际广场、同升湖通程山庄酒店，当然还有通程国际大酒店，这些地 产均为通程控股所有。看到这些资产，你更该认为这是一家商业地产公司，而不是什么零售业企业。”

　　陈笛，“这些信息不都是公开的吗？股市投资者应该知道这些情况，为什么股票市场没有给通程压力，要他们重组公司的资产结构，改进效率？要我看，这里更重要的可能还是不知什么商业模式对他们最好。”

　 　 “实际上，通程控股应该分拆成几个不同的公司，比如分拆成商业房地产公司、零售商业公司、酒店管理公司，把刚才讲到的百货大楼、商业广场楼宇、酒店楼宇全 部由商业房产公司拥有，然后把这些楼宇分别反租给通程零售公司、通程酒店管理公司，由后者按月付租金。这样分拆后，通程地产公司靠月租收入，由于中国的银 行只认固定资产做抵押放贷，而且这些月租收入很稳定，这本身也可用来做抵押借贷，所以，通程房产公司本身即使不上市，也很容易靠银行贷款、发债融资，并且 这样做的融资成本会很低，让通程房产公司去最大化借债。

　　“另一方面，在把这些广场和楼宇资产、把这些债务从通程零售公司的资产 负债表上剥离出去之后，这有两大好处，其一是通程零售公司的负债可以大大减少，其二是它的账面资产额也大大减少，这当然让该零售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大大提 升，因为对于零售业来说，它的主要收入是通过销售商品而来，销售场地是不是属于自己的不重要，只要商品销售和进货价格上有优势，租别人的店面也行。在商业 销售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公司总资产越少，需要的借债会越少，资本的回报率当然会越高。所以，通过这种分拆，通程零售商业公司的股票就更能受到投资者的好 评，股票价格会越高。

　　“按照同样的道理，通程酒店管理公司只需从通程房产公司手里租用那些酒店地产，而不需要把这些楼宇资产放 在自己的资产表上，它的最大资本应该是酒店管理技术和流程这些无形的资产，这样，酒店管理公司在使用很少资产、很少债务的情况下，照样能创造很高利润，它 单独上市的股票价格也会更高。这实际上就是如家连锁酒店的商业模式：租别人的楼宇，把自己的核心资本定义在酒店管理上。”

　　这次 跟陈笛谈的商业模式可能有些复杂，但是，对中国上市公司基本都做房地产，也差不多都喜欢开自己的酒店，家家公司便爱有大量资产，她非常好奇。她没想到，我 们差不多每年都住几天的长沙通程国际大酒店，原来不是一个酒店公司，而是以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当然，她更没想到通程作为商业零售公司居然还有17亿多的 资产，而这些资产又都是这些商业楼房。难道为了让零售业务更赚钱、让零售业务的长久价值更高，必须要自己拥有那么多的商业广场大楼吗？使公司背上这么多的 资产负担，难道还更有利于它在零售业的发展吗？陈笛不一定马上能理解这些问题或答案，但是她在想这些问题。

保险·倒霉·赔zz

以下是我喜欢保险的原因：当你不急需用钱的时候，你付钱给保险公司，然后，在你最需要用钱的时候，保险公司付钱给你。

令人好奇的是，这似乎不是其他人喜欢保险的原因。多数人并没有试图把保险赔付的时间安排在最需要用钱的时候。相反，他们把保险赔付的时间安排在倒霉之事发生之后。

如 果你的房子刚被烧毁，那么“你最需要用钱的时候”就等同于“撞霉运之后”。但是，如果你的儿子刚被伊顿学院(Eton)招收，而他的姐姐被哈佛大学 (Harvard)录取时，情况又怎样呢？这就是钱发挥作用的时候，但我们从心理上更倾向于为防范孩子不幸身亡而买保险。这与为预防“好消息”而买保险的 想法正好相反。

与此同时，我们被迫为手机买保险——丢失手机是运气不好，但很难说这是一个突然使钱更加值钱的生活事件。

相比之下，我们不会为活到95岁购买保险——这个“好运气”事件与我们对额外资金的巨大需求紧密相关。长寿保险容易得到：它被称为“终身年金”（有时候只称作“年金”），这种投资产品会在你有生之年向你支付收益。如果你英年早亡，你会失去这笔交易中的钱；但谁又在乎呢？

不过，我们似乎不喜欢年金。它们在美国几乎不存在。在英国，对于那些希望通过养老金储蓄来避税的人来说，它们是被迫之选。我们并非心甘情愿地购买它们。

我 们不喜欢年金的原因相当不明朗。的确，花在年金方面的钱无法用于未雨绸缪。年金还很昂贵：毕竟，保险公司肯定担心只有奉行素食主义的禁酒主义者才会购买它 们。但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我们甚至不愿涉足年金的做法并不理性。那么，哪种怪癖的人性正在阻碍我们呢？保险公司（和政府）应该采取什么做法，将我们引 向一个更为理智的方向呢？

杰弗里•布朗(Jeffrey Brown)、杰弗里•克林(Jeffrey Kling)、森德希尔•穆拉伊纳丹(Sendhil Mullainathan)和玛丽安•弗罗贝尔(Marian Wrobel)四位经济学家的最新研究提供了一个暗示。他们利用互联网进行调查，虚构了一些选择不同养老方案的退休者，向受访者展示了他们之间的一系列对 比。

他们询问受访者，他认为谁的决定更好。布朗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受访者是否青睐那些选择年金计划的虚构退休者，完全取决于问题怎么提问。

当年金被形容为一种开支来源时，购买年金似乎很有吸引力。

例 如，一种描述方式是：“在红先生的有生之年，在社会保险之外，他每个月可以开销650美元。在他死后，这笔款项支付也随即终止。”而灰先生选择了储蓄账 户，虽然很灵活，但如果他每月开销650美元，等到85岁时，他将花光所有积蓄。看到这种对比，受访者会倾向于红先生的选择（也就是年金方案）。

不过，当把年金形容为一种投资时，它立即变得不受欢迎。

当受访者得知，红先生“向一个账户投入了10万美元，从而在有生之年每月获得650美元；他只能提取账户收益，不能撤回本金。当他死后，收益随之终止，他的投资将一文不名”，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人支持红先生的选择。

当然，两个红先生选择的是同一个产品，只是描述方式稍有不同。

其中给我们的教训是：不要关注于年金的回报率。只需想想，如果你买了一个年金产品，你每个月有多少钱可花。

通胀压力下的中美差异zz

在某种意义上说，通胀是美国的主动政策选择，对中国而言，却成为奥运之年不得不分心应对的心腹之患。

中国“两会”，关于物价的话题，成为继政改之外，最热的焦点之一。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此间表示，人民币适当升值甚至稍微快一点有助于抑制中国的通货膨胀，但抑制通胀不会成为汇率机制改革或市场汇率浮动变化的主要原因。

正当中国朝野为可能逐步攀升的物价忧虑时，美国人的生活却显得有些波澜不惊。

距离北京10301公里的旧金山，刚离婚而几乎一文不名的Eric，用信用卡举债购买了一套价值4000美元的健身器。虽然惟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处理 自己经营不善的小店的存货。但是他丝毫不担心这笔负债消费：“通胀对我的影响？存货可以卖贵一点，但是欠银行的钱通货膨胀会帮我打个折。”Eric通常去 离家最近的超市Safeway购物，每周要买的东西包括牛奶、面包等生活必需品.“支出增加了5%左右吧，我感觉不太明显……只是汽油太贵了”。
美国人感受到了通胀，但通胀的冲击并不强烈。2008年1月美国CPI同比增长了4.3%,但主要体现在能源上涨19.6%,其次是和能源相关的交通上涨了9.4%,食品价格上涨为4.9%。通胀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衣食住中的反应并不显著，美国人也并不因此忧心忡忡。

而 同样面对通胀的中国，1月CPI同比上涨7.1%,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8.2%。猪肉等必须品的价格的大幅变动已严重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通胀一 起爬坡的是中国人的通胀恐慌。这是中国通胀阻击战中的大难题：民众预期。仅就此一端，中国这场通胀之战的艰巨性，非美国“同侪”可比。

通胀 影响在华人圈里已有发酵迹象。出生于上海，供职于纽约CITI Group的陈宁听罢周小川此次“两会”上与记者的对话后，立刻将自己去年的6万美元年终奖和其他美元盈余打到回上海，请亲友兑换成人民币。 “……从周的话看，（中国）要对抗通胀，人民币升值还可能加速。”

在通胀问题上，中美恐非同病相怜。当通胀成为奥运中国的心腹之患，美国人正从通胀中收割“实惠”。与其说纵容通胀是美国被逼无奈，不如说通胀是美国解决次贷危机最行之有效的政策选择。

2005 年，美林的房地产经济学家David Rosenberg提出，当房地产市值超过GDP的140%时，当地就进入“警惕区”。经济学者谢国忠搜集的数据，美国家庭与非盈利组织持有的房产价值， 在2007年二季度达到了GDP的168％，而历史平均水平约为100％。在之前的房产泡沫中，这一比例从未超过140％。那么如果需要三年时间使市场正 常化，而每年名义GDP增长6％（包括2％的实际增长率和4％的通胀率），房产价格仍 需下降30％，才能使其价值回复到100％GDP的水平。4％的通胀率是无法挽救美国抵押贷款者的。因此美联储完全可能得容忍更高的，甚至两位数的通货膨 胀率。

和有习惯储蓄的中国人不同，美国人习惯靠信用卡债务生活。美国人面对的是债务缩水，中国人面对的是财富流失。而且被美国视为最新的崛 起对手的的中国1.6万亿的外汇储备基本都以美元债券的形式持有，这如同中国人向每个美国公民贷款5000美元。放开通胀的猛虎，正在大口啃掉这笔债务。 2007年底高达17万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人的储蓄也正遭受侵蚀。

在经济上与西方关联度超过任何时代的今天，正感受“通胀”之痛的中国，当然会采取紧缩政策，减少货币供应，但与此同时，用来对付通胀的武器：无论是利率还是汇率，哪一个运用起来恐怕都不会游刃有余。

在美国通胀纵容政策之下，中国的金融手段治理面临更为复杂的状况。美国持续降低利息125个基点，大为增加中国调整利息的难度。

当 前中国通胀抗击战中的利率工具的应用确需高超的艺术，无论是时机还是幅度。下刀过猛恐有吸引热钱之虞。而政府若不及时对利率采取大幅动作，则可能损伤民众 对政府对抗通胀的信心，增加通胀的恐慌。当人民感到银行的存款如同放在一个出现裂缝的水槽里，那排队取款，购入10台彩电，几百盒火柴的抢购囤积就有了重 演的温床。

利用汇率工具反通胀从两个角度起作用，一个是进口商品价格下降，另一个是减少贸易顺差。进口商品对中国的消费物价影响非常有限， 因此高汇率主要是通过降低贸易顺差起作用。但是即使放松人民币升值加速升值，如果高储蓄率不变，贸易顺差的降低效果恐怕难尽如人意。高储蓄率，导致高投资 率，其后隐藏的是消费不足。这正如大禹治水，疏导为先，当前资金除了银行、股市、房地产，鲜少出路。因此如何疏导民众的投资。也是中国决策层对抗通胀的题 中应有之意。

周小川在两会上称，中国GDP中的储蓄率是比较高的，如果都用到国内投资，必然导致投资过热，并产生产能过剩……因此政府要鼓励国内居民对外投资，过去采取的种种限制和审批，也将慢慢取消或减少。

因此，2008年，中国将进一步推动个人海外投资。这也成为通胀大背景下，“两会”所传达出的政策信息。但总体而言，此次通胀之战的艰巨性，主要还是滋生于中国金融体系欠完善，这相信会是中国决策层未来最主要的着力点。

春天到，快跳槽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龙溪微微

春天来了，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更是一个跳槽的季节。又是一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求职的人儿一个个就像风筝一样，晃晃悠悠地飘荡在春天的职场上。

我有一个朋友，从一家翻译公司跳到另一家翻译公司，月薪从七千涨到了一万五。对他而言，每个月多出来的那一叠厚厚的人民币，证明了春天的温暖，更证明了他明智的抉择。

跳槽图什么？不就是图钱吗？我们狠心放弃过去的事业，告别过去的同事，甚至背叛过去的老板，不就是为了多赚几个子儿吗？在职场上，每个人都有经济趋向性。

可是，对于我，这条守则似乎并不成立。

大学毕业那年，我放弃了一个试用期两千六还解决北京户口的工作，选择了一个试用期一千五而且无法解决户口的工作。如果让经济学家来分析，我估计是疯了。

但 我当时的选择基于两点理由。首先，第一份工作意味着我将进入IT行业，成为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里很普通的一颗销售和技术螺丝钉。而第二份工作意味着我将进 入传媒行业，并有可能在业内一个起点较高的平台上发挥我的才华和潜能。第二，户口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根本没把它放在眼里。

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一点我想对了，第二点我想错了。

无论如何，第一次我选对了，因为传媒确实比IT更适合我，我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且快乐的传媒人，但绝无可能成为一名优秀且快乐的IT人。而事实证明，转正以后，加上房补、饭补、车补和季度奖金，每个月拿到的钱和第一家公司应该也差不多。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郞，如果没郞嫁，更要入对行。如果你想追求工作的乐趣，那么选择行业，比选择金钱更重要。

后来，我跳槽了。选择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一份更好的薪水，以及一个不适合自己的岗位。当我笨拙地试图做好这份我所不擅长的工作，因为压力太大而形容憔悴，这个时候我才明白，金钱啊，你的名字是痛苦。

再后来，我又跳槽了，新工作的月薪是原来的一半。如果让医学专家来分析，我估计是第二次癫痫发作。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跳槽？原来的工作不挺好的嘛！我答：因为我要转型。当一个人发现原来的定位发生了偏移，他要做的就是迅速修改旧的定位，找到新的切入点。因为拖得越久，转型越难。

当我发现银行卡里的钱比原来少了很多时，我也思考过，从一份薪水较高的工作跳到一份薪水较低的工作，这样的跳槽算不算成功？

其实，衡量成功的标准有很多。比如，你工作起来开不开心，你觉得你的付出有没有意义，你可预见的职业前景如何？对大龄未婚男女青年们还应该加上一条，新的工作环境是否有更多适龄可婚对象？

如果你原来的工作很累很痛苦，而新的工作很好很开心，那么即使少赚一点，跳槽也是值得的。

如果你原来的工作不够稳定，你身边甚至没有呆到三年以上的同事，而新的工作可以给你一个相对稳定且有上升空间的环境，而你年纪也不小了希望落地生根，那么你可以跳槽了。

如果你原来的工作环境里都是男人或都是女人，以至于你年纪一把连个对象都搞不定，那么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相亲，要么跳槽。

如果你原来的工作很好很强大，却又碰到充满吸引力的新机会，那么……好好做一下职业测评吧，祝你成功！

不过，年轻时跳槽是一种体验，年纪大了跳槽就是一种冒险。如果我下一次要跳槽，我想我会……慎重考虑。

毕竟，路好不好走，只有走过才知道。槽好不好跳，只有跳过才知道。

冯仑的“野蛮段子”zz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吴晓波 2008年3月11日 星期二

上一期专栏写了“人民公敌”任志强。这期则写房地产的另一 个“野蛮人士”，北京万通集团的冯仑。为上海第一财经频道的《中国经营者》当主持人，去北京访问冯仑时，我先是让他猜一个人：“有一个同志，1957年出 生，15岁入团，20岁入党，27岁读完中央党校的研究生，46岁获得中国社科院法学博士学位，早年写过一本书《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这个人是 谁？”冯仑听着就一个劲儿地笑。然后，我问他，“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说起话来老是很野蛮的样子？”

在企业界，冯仑以“说野蛮段子”著称，我 尊他是“段子派”的掌门。他最近就发明了两段名言，一是看《色戒》后得出的，他说，“民企遇到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色，一个是戒。我要学习汤唯，很好地把人 性展露出现，即使露点也义无反顾，因为心地清白，所以脱得干净。”二是对房地产的观察，他说，“未婚女性刺激了中国的房地产需求，离婚女性促进了社会财富 重新分配、甚至改变了某些上市公司大股东结构”。这些话细细想来都在理上，可是，就是怎么听着怎么“野蛮”。

他的其他野蛮段子还包括：“人 在江湖，杀人是正常的，不杀人反而成了异类，就像一头狼，不会吃肉，一个劲地吃草是很危险的——做吃人的狼不做吃草的羊。”、“挣钱像孙子，花钱像大爷， 送钱像君子。”、“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但对我们这些男人们，革命才是身体的本钱！”、“跟谁一起做事决定事情的性质。民初名妓小凤仙，她要是找一个民工， 扫黄就扫走了；她找蔡锷，就流芳千古；她要是跟华盛顿，那就是国母。所以，不在于你接客不接客，不在于你干什么，而在于你跟谁做。”

今年初，他掏腾出了一本新书，书名居然就是《野蛮生长》，里面的“段子”俯身可拾。在新书首发式上，他请来中央台的王小丫当主持人，王姑娘一本正经 地问：“这里有几个词：管理、金钱、伟大、女人、政商关系……，冯总，您最想从中挑哪个词来阐述您的观点？”冯总毫不犹豫地说，“我挑女人”。

我问冯仑，“你好端端一个法学博士，为什么要用这样的野蛮方式说话呢？”他的回答倒也爽快，“我如果不这样说，谁会拎起耳朵听？在互联网年代的话语天地，吸引眼球是最重要的。”

其 实我觉得，冯仑真有他自己的苦衷。那期电视访谈节目是在他的书房里做的，我在他的书架上看到的是一排排的政治、经济经典书籍，一本赛一本严肃。也就是说， 作为企业家的冯仑，他在用一种古典的方式思考，却尝试用一种野蛮的方式表达。这大概是50年代生人的一个特点，他们的内心还被一层莫名而高尚的理想主义所 包裹，但是在职业和形体上却已经被草莽的商业游戏所扭曲，所以他们索性把自己放纵成了一个“野蛮人”。冯仑如此，任志强如是，冯小刚如此，王朔也如此。

在节目录制的最后，我对冯仑说，我个人最喜欢的冯式格言是“伟大是熬出来的”。他很得意地告诉我，他还有另外一句类似的格言：“男人的毅力是用时间来描述的。”

编导在一旁拧着嘴偷笑。我决定不想入非非。

中国房价会大跌吗？zz

投机客科斯托拉尼（Andre Kostolany）有一句格言：“经济和金融的关系就像是主人和他的狗，狗常常跑在主人前面；但当离开主人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它又会跑回来找他的主人。”居住用商品房的价格就是那只狗，房地产供需的基本面就是那位主人。

按 照目前的价格水平，中国城市房地产实际价格下降确实已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势在必然。再继续鼓吹房价大涨，就成了掩耳盗铃。从一线城市数据来看，房价 /收入的比率已接近20，房价/月租金的比率已接近300，有效需求——即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已经远远跟不上供给总量。至于投资性需求，且不论国家政策在 这方面的压迫态势，单从纯粹的经济逻辑来讲，投资性需求最终也必须得到自住需求的支持——因为不论是转手还是出租，地产投资客都需要找到下家才能套现。

但 值得重点强调的是，首先，前述所指必然下降的是房地产的“实际”价格，其“名义”价格的下降幅度将会小很多。从国际经验来看，房地产业出现下调最普遍的情 况，是房地产名义价格的上涨显著慢于其他消费品价格的上涨，使得房地产实际价格发生相对回落，从而实现向其合理价格的回归。简单地说，在房价基本不变，黄 瓜却变成10块钱一根的时候，相对于黄瓜，房价就在下跌了。相比之下，房地产名义价格出现绝对下降的情况，则很少见。

其次，价格调整的过程会比较漫长，不太可能出现“崩盘”这样激烈的形式。类比根据国际经验（见表：历史上房地产价格的大熊市），如果中国房地产的实际价格将下跌30%，那么这个过程大概会持续4到5年。

同 时，也有历史数据表明，当股市和房市共同经历“繁荣 --- 萧条”循环的时候，房市通常滞后股市2年左右见顶。如果中国A股市场在2007年中期已经见顶，那么房地产价格可能从2009年开始下降。假设2009- 2013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平均水平在3%左右，这意味着在2009-2013年间，房地产名义价格每年下跌仅仅为5.5%。

以上计算可以作 为一个帮助理解中国房地产价格趋势的思考框架。在现实中，房地产价格的调整并不是线性的——尤其是在泡沫比较大的时候，往往牛熊转折的第一年跌幅最大（参 见图：1997年香港地产价格见顶的经验）。对于切实需要买房的人而言，也许并没有可能、也不需要等到房价最终触底。

注：本文不代表FT中文网观点。

2008-03-15 07:23:19 elovecn

仅仅是经济行为评论，好比是按照课本中公式套算出来的，对于中国而言，好象政策调控更加有效，就如同股市一般，房产价格不会因经济因素下跌，并且应该不会出现崩盘现象

2008-03-13 09:06:05 kaniffyu

中国的房价不会降，只会崩盘，而且是一定是由一个事件为爆发点。这件是可大可小。不知是什么。现在不好说，但是只要还没爆发，房价就一定会在高位。中国的房贷，现在比美国次贷还次。还好中国是高储蓄国家。还有…

2008-03-13 04:43:38 keqiyu

比较赞同..

2008-03-11 06:50:36 enpasson

本文的意思其实非常简单：在作者看来，中国的房价连续5年每年下降6%就能消化掉泡沫；房地产的“崩盘”不太可能发生，崩盘比如可以定义为一年下跌30%以上。

2008-03-11 11:24:34 西出阳关

同意楼下yunfayang 的观点，中国房价只要没崩盘就一定会维持在高位，跟股市不一样，和其它国家也不一样。只是我也不太相信有多少普通家庭在高房价的重压之下还能有高储蓄。

2008-03-11 11:03:10 gsb0723

作 者讲了一个弊脚的故事,开头的一个例子很生动,然后就每况愈下,或者说食洋不化了.这有些像有人评那位重说近代史的朱先生的文章一样:题目是最吸引人的, 然后越来越让人不得要领.我劝两位在本专业与文章技巧再用点了心.否则就有辱没FT的名声之嫌了.另外,也请编者把一下关,你们应该能看到读者的反馈的, 别置之不理好不好?

2008-03-10 08:03:45 yunfayang

中国的房价不会降，只会崩盘，而且是一定是由一个事件为爆发点。这件是可大可小。不知是什么。现在不好说，但是只要还没爆发，房价就一定会在高位。中国的房贷，现在比美国次贷还次。还好中国是高储蓄国家。还有储蓄顶在那里。银行已经无法抽身了。

2008-03-10 05:33:05 anonymity

说了半天还是含含糊糊的，房价到什么时候才是合理的？以中国大陆大城市目前的状况。

2008-03-10 10:49:30 benzhuzhu

不 知道这个国际经验具体是什么，作者给出的那个表好像太宽泛了点。美国的房价正在下跌，日本的房价也跌下来了，还有香港，东南亚。至于当股市和房市共同经历 “繁荣 --- 萧条”循环的时候，房市通常滞后股市2年左右见顶的历史数据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我印象中好像日本89年股市下跌两年后楼市见顶，但这个经验在美国身上则 完全行不通。请在发文前把主要数据搞清楚。

2008-03-10 09:56:50 pjxmgl

想了解房价降到什么程度才能对物价回落起作用？

学生到职业顾问

穆静

一转眼，加入凯迈已逾半年，虽然只是短短的半年，但是所获得的成长与以往相比却是快速和巨大的，就连自己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所发生的变化，例如从外在来看 自己的言行、举止已经逐渐脱离了学生气，变得符合职业人的要求；从内在来看，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通过公司内的培训和参与项目，已经快速积累了一些管理知识和 工具，对于企业的运营管理方式也有了一定的感知。回顾自己加入凯迈，从一名学生转变为一名顾问的过程，感受到要做好从学生到顾问的转变，重要的是要做好两 个转变，一是要在思想上进行转变，二是要在行动上进行转变。

首先在思想上要从以往学生的角度转变为顾问的角度。学生和顾问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有着不同的生存状态与方式。作为学生我们是付费给大学，并接受大学提 供给我们的教学服务的，因此我们是大学的客户，是大学的消费者。我们有着很大的自由度，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课程。我们的行为只是对自己负责；而作为 顾问，我们是要收取费用为别人提供服务的，因而做顾问就不能再像做学生那样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而是根据客户的需要必须去干什么。我 们的行为不仅要对自己负责更重要的是对客户负责。因此在从学生到顾问的转变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在思想上做到变被动为主动，变接受服务为提供服务，恪守全心 全意为客户解决问题的职业道德，以满足客户不断发展的需求为宗旨，通过出色地解决完成客户所交付的任务来赢得客户的信任和尊重。

其次重要的是要从行动上进行转变，快速使自身具备顾问所应有的能力素质。要成为一名好顾问，必须具备以下五项能力素质，分别为：自信、自立、毅力、责任与合作。

自信是作为一名顾问最基本的一项能力素质。不自信的人是无法做好顾问的。因为如果顾问对自己所说的话、所提出的建议以及所做的项目成果不自信的话，客户也会对我们不信任。但是同时自信不能是盲目的自信，而应该是建立在知识和智慧基础之上的自信。

自立也是作为一名顾问所应具备的一项能力素质，尤其是在凯迈的管理体制下这种能力素质对顾问的成长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自立主要包括工作和生活两方面的自 立。在工作方面，顾问应该能够进行自我学习和教育，顾问这项工作要求顾问必须掌握最新、最前沿的管理知识和工具，并且能够在工作中快速地对客户的业务体系 有较为全面地了解和认识，这就要求顾问不断地进行自我学习和教育来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在生活方面，由于顾问工作的特点，需要顾问长期不停的在不同的 城市工作，因此我们在生活上就得自立，能够在不同的城市都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丰富多彩。

毅力这一能力素质对众多职业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对于我们职业来说更为重要。由于顾问职业的特殊性，其投入回报需要经过一定的时期，一般在职业生涯的前期 是学习期，是我们积蓄力量的时期；到中期是一个边学习边产出的时期；到了后期才是收获期。因此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顾问就需要强大的毅力，坚持不懈的学习， 克服各种困难。

责任这项能力素质对顾问职业也是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指我们对客户、同事所托付的事情要能够负起责任，敢于负起责任，不会中途放弃。对客户交付的任务要负 起责任，最终交付的成果对客户是要有价值的，要能够解决客户的问题；同时我们要对同事负责，在工作项目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所负责的一部分工作，是否有责任 感就成为能否高效出色的完成工作的重要因素，责任对个人和团队的成功起着重要的作用。

合作这一能力素质也是顾问所必备的。因为管理咨询公司开展项目是以团队作业的方式进行的，这就要求在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都要具有团队合作精神，能以团队的目标为导向来开展工作。现在社会分工的细化也使得合作成为每一个人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要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顾问，这一过程是痛苦的，但结果是美好的，就像美丽的蝴蝶，必须经历化蛹为蝶的痛苦，但是我们相信通过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进行转变，严格要求自己，勤奋努力，一定会迎来美好的明天。

项目管理的三个关键词

项目管理的三个关键词

——合作共赢、严格控制、充分沟通

王英歌

对于顾问来说，项目是在限定的时间内、利用限定的资源、完成限定的任务，项目的“边界性”要求项目经理有效分配好资源、协调好项目过程，并最终达成项目的 目标成果，有针对性地解决客户在本次项目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如何做好项目管理工作，我总结了三个关键词：合作共赢、严格控制和充分沟通。

关键词一：合作共赢

从项目进场开始，项目团队就应该明确：项目的顺利完成需要咨询公司和客户方团队的共同努力。咨询公司项目团队必须和客户方团队就项目目标、内容、实施过程 及结果达成充分共识，共同推进项目的进程。咨询公司项目团队和客户方团队树立“合作共赢”的观念，双方形成共识：项目的推进对客户企业的事业发展和个人的 进步都是有益的。

对于咨询公司的项目团队来说，和客户交流时需要习惯于用第一人称，例如常说“对于我们”如何，而不是“你们公司”如何。人称的变化会拉近双方项目团队的心理距离，有利于项目合作成功。

项目过程中，在不影响项目进度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客户在工作过程中与项目相关的一些实际问题，例如，在人力资源规划中充分考虑客户人力资源部门年度招聘计划制定中所遇到的问题，咨询方案越贴近客户的工作实际，越容易赢得客户的认可。

另外，对于第一次接受外部咨询服务的客户，难免会对项目目标和结果的理解有所偏差，咨询公司的项目团队应该使客户方团队明白项目对其事业的影响和意义，并且建立起合作的信心。

关键词二：严格控制

顾问工作是严肃的，项目过程控制不到位，将会影响到项目成果的质量，因此需要项目团队成为严于律己的“纪律部队”。项目过程管理要严格按照项目的内容和节点进行控制，这主要体现在：

1、严格按照项目计划的时间节点安排项目任务，在项目沟通和汇报之前提前预约客户管理人员；

2、按照项目惯例召开项目启动会，成立双方项目团队，并组织严格的项目培训，使客户方团队对项目的主要内容及双方的合作界面有清晰的认识；

3、充分考虑客户方的工作和休息时间安排，例如，客户方的上下班时间及节假日的休息时间安排，保证项目团队的现场工作和客户工作在时间上的一致性；

4、严格完成项目过程中的确认工作：

Ø 访谈纪要的确认：将访谈纪要整理打印出来，交给被访谈者修改、确认签字；

Ø 会议纪要的确认：将会议纪要整理打印出来，交给参与会议的客户方主要领导或客户团队的负责人确认；

Ø项目成果确认：将项目阶段性或最终成果打印出来，交给客户方主管高层确认，并加盖公司章

5、严格遵守项目保密原则，例如对于较为敏感的组织设计方案，不宜早下定论，妥善保管好项目过程中的资料和“半成品”，项目正式结论在项目研讨或者汇报时正式提出。

关键词三：充分沟通

项目成果不是靠项目经理一个人“拍脑子”完成的，而是集成咨询公司项目团队、客户方团队以及更多人的智慧形成的，因此，对于每个咨询项目而言，都会面临沟通的问题，即项目团队内部沟通以及和客户方的沟通，项目经理需要考虑到沟通中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在项目团队内部沟通时，应该充分显露各自的观点，项目团队成员保持相互间的信任，在相互分工的同时协商解决项目过程中的问题。项目经理在适当的时间安排讨论，组织有效沟通，引导沟通过程朝着解决问题的目标行进，并在关键点进行决策。

在和客户进行沟通时，应该充分考虑客户的习惯，例如，客户的高层领导习惯于处理书面文档，项目团队可以在项目汇报前将文档打印出来，提交给客户高层领导审 阅。另外，在项目设计过程中，除了按照项目计划通过访谈调研的方式与客户相关部门人员进行沟通，还需要从客户内部寻找“内部专家”，帮助快速了解客户的业 务和管理历史、现状及趋势。

把握好了合作共赢、严格控制和充分沟通三个关键词的精神，项目管理工作就会变得有序，项目的风险也会随之降低。对于较为欠缺经验的项目经理而言，严守规矩、注重细节是必要的，所有的管理艺术首先应该遵从“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凯迈商学院：《微利时代的成长》培训

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后，大多数公司都会面临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即从过去仅依靠基础业务就带来的高增长，转变成低增长甚至零增长。如1990—2000年间，仅有7%上市公司的年收入和利润能够连续8年达到两位数的增长率。

如今，“供过于求”的商业环境无疑加剧了企业的成长困境，那么，我们还能奢望两位数的成长么？当传统的成长模式——产品创新、规模扩张、企业并购——已经失灵，我们还有什么办法突破瓶颈，创造新的增长？

答案是：需求创新。

凯迈商学院以美国著名作家亚德里安·斯莱沃斯基的《微利时代的成长》一书为蓝本，开发出帮助企业在微利时代突破成长瓶颈的主题培训。本次培训通过展示在微 利时代成长最快的公司的成功案例，来探索需求创新的独特艺术。旨在帮助企业突破传统的以产品为中心的成长战略局限，探索通过需求创新来创造新增长机遇的成 功法则。

培训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 不同的成长之路

Ø成长危机

Ø打破危机

Ø需求创新：成功的开始

Ø隐性资产：创造新的商机

在微利时代，传统的成长战略面临种种挑战，如何突破成长困境呢？第一部分旨在阐明需求创新是打破微利时代成长困境的有效方法，而隐性资产在需求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部分 需求创新

Ø庞大与创新

Ø你没有和客户对话，而其他人正在这样做

Ø我们的巨大成功

Ø把创新变成艺术

Ø顾客不关心我们的研发

如何进行需求创新呢？第二部分旨在分析当今最具创新力、增长最快的公司案例，来探索需求创新的艺术。包括：通用汽车成功开创OnStar服务；克拉克美国 公司通过“战略客户计划”找到新的增长机会；迪尔园艺公司成功进入销售领域；江森自控成为汽车内饰专家以及液化空气公司进入服务领域。

第三部分 让成长变为现实

Ø隐性负债

Ø中层经理的角色：成为成长的催化剂

Ø高层经理的工作：为成长创造一个运营系统

需求创新的道路上面临重重障碍，我们该如何让成长变成现实呢？第三部分我们将讲述组织中影响我们识别和获取新增长机会的隐形负债都有哪些，作为公司的中层经理和高层经理我们又能为公司创造新的增长机会做些什么。

第四部分 增长边缘的机会

Ø解析消费者经济学

Ø触碰顾客的软肋

Ø信息的价值

面对终端消费者的公司如何利用需求创新策略来创造新的增长呢？第四部分告诉我们通过解析消费者的经济行为，找到他们未被满足的需求，并充分利用信息资产的价值我们仍然可以在复杂多变的消费品行业中创造新的增长空间。

第五部分 开始行动

Ø周一的晨课

Ø制定发展行动计划

Ø一些有帮助的工具和技巧

为了启动新增长项目，基于现在的商业规则我们能做些什么呢？第五部分旨在讲述一些实用技巧，包括如何制定行动计划或一些有效的短期措施，以及一些有用的工具和技巧。

“微利时代”并不是什么特殊岁月，而是经济生活的本来面目。当“微利时代”不请自来的时候，经历了二十年高速发展，习惯了机会驱动、粗放经营的中国企业能 适应这种“正常生活”吗？本次培训通过讲述一些优秀公司的成功案例，为渴求新增长的企业提供过好“平淡日子”的“生活指南”。在这个微利时代，是否要实现 新的成长，一切取决于您！

CeBIT专利大搜查引发思考:不可心存侥幸

"公司的货被收了一些,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电话那头,陈平(化名)有点沮丧.
他原本带着希望而来.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每年在德国汉诺威举行的CeBIT,被视为全球IT厂商的大"秀场".他们除了在这里" 晒"出自己的看家宝贝,还希望能够吸引超过4万家批发商、零售商以及将近40万名专业观众的目光.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搜查行动,却让包括他所在企业在内 的一些参展厂商,始料未及.

德 国当地时间3月5日,由3名检察官、180多位警局和海关公务人员组成的"执法大队",发动了CeBIT展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搜查行动.他们在 CeBIT开展后不久,进入多个展馆,分头直奔部分展位,展开了历时近2小时搜查行动.包括陈平所在公司的多家企业被警方怀疑侵害了部分公司的专利,部分 手机、MP3产品被当场收缴.

　　CeBIT上的大规模搜查

陈平对记者表示,他所在的公司主要生产MP3产品,"当警察开始没收公司摊位的宣传资料和产品时,我完全懵了".

　　这次搜查由德国汉诺威检察院、警察局以及海关三方联合进行.德国警方公布的消息显示,搜查共涉及51家公司,其中39家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9家来自德国,剩余3家涉案企业分别来自韩国、波兰和荷兰.

　 　而在此前,陈平还一直沉浸在CeBIT展会所带来的震撼中.就在事发前两天晚上,陈平和他的伙伴们通过大屏幕一起收看了汉诺威市为此次展会举行的隆重而 盛大的庆典.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齐、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鲍尔默在内的众多政经知名人士齐齐出席.德国有关方面的大规 模搜查,显然让他一时还难以适应这种"晴转阴"的巨大反差.

　　关于此次搜查的原因,德国警方称,近年来不断有专利所有者检举指控参展商在CeBIT展会上的侵权行为,且检举风潮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此情况下,德国警方最终决定在本次展会上进行大规模搜查取证.

　　德国警方此次行动没收的技术产品、书面文件和宣传材料共计68箱,相应地,被搜查产品主要集中在MP3、MP4、DVD以及手机等领域.

　 　"一些专利拥有者在CeBIT开展几周前,向汉诺威检察院提起了刑事检控."位于汉诺威市的德国苏伦律师事务所牛文祺律师表示,部分IT厂商向汉诺威检 察院递交了侵权企业名单,并提供了部分证据.当地法院在初步调查后确认了合理怀疑的企业名单,并于2月29日向当地警方下达了搜查令和没收令.

据了解,此次提起检控的企业主要为意大利Sisvel公司、飞利浦以及索尼爱立信.这三家公司分别在欧盟申请了MP3/MP4、DVD以及手机外观设计等专利.

　　记者获悉,在此次搜查过程中,大多数人表现相当配合,有9人接受了法律鉴定,近20名涉案人员被汉诺威检察院课以1000欧元的保证金,只有1人因拒绝缴纳保证金而被警方带走,并在警方处理行动结束后得到释放.

　　陈平表示,自己的公司在缴纳了1000欧元刑事保证金后,也恢复了正常展出,但"折腾了一天".

　　侵权争议

　 　据介绍,警方搜查展会,在德国展会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同样是在去年的CeBIT展会上,包括爱国者、纽曼、深圳迈乐数码等在内的一批国内MP3企业,就 曾因涉嫌非法使用意大利公司Sisvel的专利而被查.而在去年于柏林举办的IFA大会上,全球最大的闪存生产商SanDisk也因涉嫌非法使用 Sisvel的专利而受到类似待遇.

　　"与去年相比,今年的搜查行动无论从规模、惩罚力度还是行动周密性来看,都创下了CeBIT展会的历史之最."牛文祺说.搜查事件发生后,牛文祺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代理了一家中国企业的抗辩业务.

　　德国警方此次展开的大规模搜查行动并非无迹可寻.记者了解到,早在CeBIT开展前,一份由德国汉诺威警察局签署的通知,就已经通过展会的主办方下发到参展企业.这份通知专门用中文发出.据记者了解,这样由当地警察局以中文发出的通知还是第一次.

　 　这份名为的通知,措辞严厉地写到:展会期间任何违反德国著作权法、专利法、新样式专利法、半导体保护法、商标法其中某项法律的,尤其"没有经过保护权所 有人允许而生产、进口、销售或引进的产品"进行展出的,将受到法律制裁.如果违反这些法律,警方将可能采取逮捕或送交法院、审问、搜查、扣留或没收产品、 收集并销毁产品等措施.根据有关法律,最高可判刑5年或相当的罚款.在该文件最后,德国警方还标注了一个大大的红色感叹号,强调"这些措施可以不顾当事人 意愿而强迫执行".

　　既然所有厂商都已拿到这份警示性文件,为何还会有大量企业身陷"搜查门"?

　　"我们并没有侵权,这里涉及到一个行业专利的国界问题."国内MP3生产商魅族副总裁常远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魅族首次参展CeBIT,同样被德国警方没收了宣传资料和部分展品.

　 　据常远博介绍,意大利Sisvel公司是一家专利管理公司,拥有部分MP3专利,不过这部分专利并没有在中国国内申请,因此魅族公司在国内销售的相关产 品,均不侵犯Sisvel公司专利.而对于魅族此次参展的产品,由于有意销往欧洲,并没有设计相关专利的功能,也不存在侵权事实.

　　据介绍,在一些企业缴纳保证金后,企业可以继续参展,但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目前德国有关方面尚未做出最后结论.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出口海外尤其销往欧洲的MP3产品,都必须向Sisvel公司缴纳专利费,按照销量不同平均每台MP3产品要付出40- 60美分不等的专利费用.这些专利费用,通常是由上游代工厂商或者地方销售代理商代为缴纳,流通在市面上的品牌厂商一般并不与Sisvel公司直接接触.

　　由于专利费用按台征收,通过计算上游采购芯片数据,便可较为方便地进行统计,专利追缴机构更倾向于向代工厂商收取专利费.这种模式的形成,一方面是沿袭电子加工行业多年的操作习惯,另一方面则是国际专利追缴机构主动提出.

　 　目前,Sisvel公司在中国一共授权了30多家代工厂商.然而这一模式在实践中却遇到难题:代工厂申请时的统一型号,在流向市场时变成了令人眼花缭乱 的品牌型号,Sisvel根本无法从市场上监督究竟多少品牌经过授权.另外,随着民间衍生出私下开具"Sisvel专利授权"生意,打乱了授权体系, Sisvel对授权品牌的监督能力被大大削弱.

　　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授权工厂常有变更,体系也较为混乱,因此存在很多品牌厂商即便没有侵权也可能会被Sisvel误认为侵权的情况.记者就此向Sisvel香港公司提出采访要求,但截至发稿前仍未收到回复.

　　不可心存侥幸

　　德国有媒体在报道中称,专利所有者很早就向涉案参展企业指出其缺乏许可合约,并且在司法行动前提出了及时建立联系的请求.然而,记者从国内厂家处得到的却是另一种说法.

　　据牛文祺律师介绍,国内有企业很早前就主动联系Sisvel公司,愿意就缴纳专利费用的问题进行谈判,不过Sisvel公司却一直不予理睬.展会开始前,这家企业也曾向Sisvel公司申请"临时授权",不过却又被Sisvel的10万欧元"高价"吓倒.

　　"国内企业通常规模较小,10万欧元不是个小数目,对他们来说负担很重."牛表示,在此情况下,可能部分企业心存侥幸来参展,不过最终还是无法摆脱专利问题的困扰.

　　陈平表示,自去年开始,每逢重大消费电子展会,Sisvel公司都会事前收集大量可能侵权的产品资料,然后在展会时通过司法手段,强行"破坏"参展商的展览计划.

　 　陈平将专利拥有者的这种行为总结为六个字:"先破坏、再谈判".由于采取的是到展会现场查抄产品的方式,没有丝毫的谈判余地,参展企业甚至来不及采取措 施.搜查行动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参展企业的大量资料和展品被没收,无法向欧洲客户进行产品展示推广.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行动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品牌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搜查的51家企业中,中国有39家企业涉案,成为"重灾区".

　　"展会是对外贸易第一线,专利斗争最为激烈."北京市知识产权专利局一位官员称,知识产权纠纷看似海上冰山一角,潜藏在海底的却是国家与国家、企业与企业对商业利益和市场份额的争夺.

　 　该人士认为,这种现场的出现与我国"制造"为主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以MP3产业为例.目前,MP3产业在全球的市场年销售额超过4000万美元,而全 球90%的MP3产自中国.中国大多数生产MP3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主要为国外品牌贴牌生产.由于这些企业大都是以仿制思路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开拓海外 市场的时候很容易遇到专利纠纷.

他认为,自主创新能力不高、知识产权意识和理念薄弱,是国际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案件增加的"两大软肋"."如果只停留在加工上,中国企业在国外企业知识产权围剿中必将面临生存危机."上述官员说.

　　牛文祺说,中国加入WTO之后,关税的壁垒作用被大大削弱,知识产权作为当前最有力的"武器"其商业战略意义已被提到史无前例的高度,尤其是欧盟,对知识产权问题尤为重视,因此对于想要进入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不能心存侥幸心理.

　　3月9日,为期6天的CeBIT正式结束,然而余波仍在震荡.德国警方的调查仍在继续,陈平必须等待公司做出选择:要么承认侵权乖乖缴纳罚款后回家;要么主动提起抗辩.

文/《21世纪经济报道》

尽管国外很多大公司都需要缴纳MP3专利金，比如三星、苹果、诺基亚，甚至连微软也曾因MP3专利问题被判罚向阿尔卡特-朗讯缴纳巨额赔偿金。但是我们同时也需要看到，外国很少有公司受到像我们国内MP3 企业这样动不动便被无故查封的不公正待遇。

二十多年前，汤姆逊、飞利浦、法国电信、AT&T等多家公司联合研发制定了MP3 标准，主要专利拥有者是德国的Fraunhofer研究院。意大利的Sisvel公司现在就是代为这些专利持有人向各个MP3生产制造企业收取专利费 。但是因为它手中握有的专利没有及时在中国进行申请， 因此我国企业在 国内销售MP3产品无须缴纳专利金，但在海外市场则受之制衡。这也就是为什么Sisvel 公司总是选择在海外对我国MP3企业屡屡发难的原因。

丁学良：哈佛什么专业最不赚钱

丁学良，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是社会学思想 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现为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 要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全球化、发展与腐败、华人社会的互动、大学制度等。

一个人上大学，特别是上好大学，他的收获并不仅来自那些名教授，还来自他的同班同学、同届同学以及校友们。

法国大社会学家杜尔凯姆曾经说过，一个人上大学，特别是上好大学，他的收获并不仅来自那些名教授，还来自他的同班同学、同届同学以及校友们，而且后者至少不会少于前者。这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切身体会。
有很多学生家长来问我，现在有了网络技术，可以远程教育，还有必要花那么多钱送孩子到国外去上大学吗？我就讲，到国外去上一所好的大学，不仅是从老师那里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身边潜移默化的氛围。
我到哈佛的头两三天，就有人告诉我：中国社会科学院来的一位访问学者，受不了哈佛的压力，从三楼跳下来，没有摔死，成了终生残疾，回国后过得很悲惨。哈佛 周围是不允许建高楼的，住宅楼最高三层。中国留学生告诉我，到哈佛读书是非常辛苦的。我在哈佛的那几年，尤其是头两年，受的苦是无与伦比的。
我在哈佛最好的朋友是卡尔（Kal），就平辈相交而言，还没有任何人跟我的友谊胜过他。在当时我们这一层学生宿舍的24个学生中，他的年纪最小，一头金 发，皮肤非常白，比一般的白人还要白，带着近视眼镜，一看就是聪明得不得了的人。每天晚饭后，我就会关在房间里辛苦地读书、写笔记或写文章，一般都会工作 到十点半以后。卡尔的房间和我的斜对门，一般到了十一点以后他就会敲门来看我，每天如此。我老觉得他是有什么事才过来。当时我的英文口语很差，不会用英语 说委婉的话，就问他：“卡尔，有什么事吗？”他用了一个非常委婉的句子：“Ijustcomeforsociable.”中文直译是“我来是为了社交 的。”但sociable更隐晦的意义是朋友之间的交往、关心。但他又不能直接讲我来是为了关心你，在美国，这样说就证明你生病或出问题了。卡尔让我知道 身边还有一个小兄弟，时刻挂念着我。这让我很是感怀。
我在哈佛的那几年，每天唯一能够放松一下自己的，就是从哈佛北园走五分钟路到哈佛园，然后从哈佛园里再走两三分钟，从哈佛园南边穿出去，到哈佛广场，在那 里的报刊亭买一份中文报纸。这个报刊亭已存在几百年，虽然很小，但全世界各种语言稍微像样一点的报刊，都可以买到。
卡尔曾经送给我一个玉石做的古董烟灰缸。后来医生对我说：“你现在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抽下去，一条是活下去。”我决定要活下去。卡尔就把这个古董烟灰缸砸了，我本来还不大舍得，他说砸掉的理由就是让我没有任何吸烟的借口。
卡尔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人，但我不敢用天才这个词。他拥有天才所有的素质，就只差一点：坚持的力量。因为他的才能、兴趣太多方面了，总不能约束住自己。卡 尔生于纽约一个犹太人家族，父亲是当地最著名的犹太教会里的拉比（Ribi，犹太教会的长老）之一，出身背景是非常传统的。他从小在家里很少讲英文，主要 讲希伯来语和意弟绪语。卡尔的几个哥哥都是美国名牌大学毕业，一个叔叔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名教授。但由于哥哥、堂兄们都上的是最赚钱的专业，例如医 学、法学等，卡尔偏形成了反叛的精神，非要找一个最不赚钱的专业，结果选中了人类学。
人类学不赚钱的含义有两个。一是人类学的学习时间很长，一般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好的大学读人类学，除了在美国本土学两三年的课程外，必须到第三世界做所 谓的“田野调查”（fieldwork），和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祭奠。这个阶段大概要持续三五年。回国后，还要花三年来写论文。所以人类学 常常要读上十年。二是即便十年读下来，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还不一定找得到工作。我在美国那几年，连续三四年，全美大学招收人类学新教员的人数是零。
就这样，卡尔有意带着反叛心态选择了这样一个最不景气、最远离商业社会的专业，进入了哈佛大学。
进入哈佛的第一年，周末时卡尔就经常对我讲，他和在纽约念书时的一帮好朋友，每两三月就会去大西洋城赌钱。因为他们原来都是学数学的，博弈论学得最好，去 赌钱很少输的。但他们也不以赌钱为业，每次只要把两三个月生活费和来回的路费赢够了就收手。“丁，你跟我们去赌吧！”我当时有点半信半疑，还去问过一些 人，有数学系的人告诉我，一些数学天赋非常高的人，在赌场上确实赢多输少。
于是我就有点动心，我问他要带多少本金去赌，他说一般不会超过100美元。于是我准备了260美元：100美元本金，100美元交通费，50美元吃饭，加 上10美元，为了凑个吉利数。但最后还是没去成，主要原因是我实在太累了。我周围的同学都很聪明，在那种竞争的环境下，像我这样的中国学生，语言又不行， 时间实在是来不及。要是有时间，我一定要跟卡尔去赌。卡尔每次回来都会跟我讲，这次赢了400美元，这次赢了300美元，最少也赢过200美元。
卡尔不单数学好，他的语言天分也很高。他在美国出生美国长大，英语自然不用说，在家里大部分讲希伯莱语、意弟绪语，同时他学了日语，又学了德语。他的俄语 也还凑合，法文也懂一点点。在哈佛修好了课程，卡尔对我说，其他人都跑到非洲、拉丁美洲去做田野调查，他非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最后，他选择到日本去做人 类学。一般来说，一个国家都市化程度越高，原始的部落就越少，可做田野调查的范围就越小。卡尔不但选的国家独特，他选的专业分支也很独特，他选择做都市人 类学的研究，在日本研究传统文化同现代医学之间的关系。他把现代社会里资源最丰富的领域，同人类学最古老的传统联系起来，这是非常聪明的。
尽管卡尔在日本的研究做得挺不错，但他恨日本人。这大概有一半是我的关系，我不断给他灌输关于日本的负面信息。不仅是日本当年侵略中国，我还特别讲我和日 本人接触，发现日本人的心态狭隘、排外。而中华文化还是有不少多元文化的东西。卡尔到日本后，发觉就像我所说的那样，和日本人打交道，总是进不了人家的圈 子。卡尔一次和他女朋友外出做田野调查，忘了及时交房租，等回来时就发现行李已被房东扔到了院子里。这件事让他觉得日本社会一点都不宽容，一点都不理解 人，一点都不人道。
卡尔后来在以色列教了两年书，在住处亲眼目击了以色列前总理拉宾遇刺。他把目击的东西和反思用英文写给我，他的英文美得不得了。现在已经写了两部小说，马上就要出版。目前，卡尔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的密尔沃基校区人类学系任教。(丁学良口述，周筱、李胡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曝光】十大高收入行业真相揭秘zz

　　这些行业是我所熟悉和经历的，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故意让人伤心失望，而是希望我们“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然后作出自己的选择，或者随波逐流，或者做点什么，哪怕是很少的努力，汇聚成江河，其力量也是恢弘的。

　　曾经在很小的时候我们都写过“我的理想”这类的作文，小孩子也不知道理想不是职业，但是为了讨老师的开心我就说自己的理想是老师，而心底的愿望是唱歌演戏，但是说实话要被批评“思想不端正”的，于是我就端正的撒谎了。

　　再后来高三的时候填写志愿，没有社会经验的我们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了一辈子只做一个职业的父母，他们为了指定的道路有三，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律师。想不到在后来的几年里，不安分的我把这几个职业都尝试了，却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不否认这个行业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很多从业人员的操守和能力，但是关于真相，我想我能够说明的还仅仅是沧海一粟，人们有权利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惟有真相是痛苦而生动的，我们才不那么的醉心于自欺欺人的生活。

　　一、医生

　　前面我写过“协和医院的伟大医德”，可见医生的实际能力水平和道德水准之一斑，但是那也不是医生个人的完全责任，目前的很多医院对医生是有任 务指标要求的，在一定的范围内医生的权利是很大的，比如治疗同样的一种疾病有两种药，实际的药效大小已经不是主要的考虑对象，哪种药的回扣高哪种是首眩 2003年我企图做一家藏药的北京地区独家代理，经过谈判得知出厂价和零售价之间几乎是十倍的差距，大部分的利润分给了中间的代理商、批发商、药店和营业 员，我们国家的医疗改革到今天实际的情况就是八亿多农民没有保障，剩下的居民除了少量国家工职单位的人有保障，大部分人也是自己购买商业保险，不是大家没 有保险意识，而是有的保险公司管理不严格，埋单的、拒绝理赔的、种种借口的让老百姓明白过来了，就是收钱的时候千依百顺，理赔的时候千难万难。

　　二、教师

　　我是1998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的一所中学任教的，第一次上讲台还是非常高兴的，在学校工作的三年时间里，超乎寻常的勤奋，因为中学初一的 政治课是法律常识，我特意自费念法律的课程，到各个法院旁听案件的审理，工作第二年就因为课程设置优秀被升职为年级组长，第三年开始在全区的学科教研会上 做报告，说明讲课方法和心得。但是我的待遇问题是与成绩无关的，有关的话也就是三百五百的年终奖金，那么多干了一辈子的老教师在前面，后辈除非不想混了， 所以这种奖励是图有虚名。到2000年的时候我的月总工资还是1000元，所有的周末和假期基本上不是开无聊的会，就是学习没用的文件，有没有课也要到学 校坐班，休想有自己的时间，然后是所有老师都自费提高学历，最差的是专科，最好的就是研究生了，年老的不用提，就是原地踏步，基本上不换教材自己就不换教 案，每年讲课的过场拍成带子可以用五十年;而年轻的都是初中的往高中去，高中的奔大学去，大学的向名校去，名校的企图出国，实在没有出国机会的就拼命兼课 捞外快。更多做除了成绩得不到肯定的老师离开了队伍，比如我。

　　三、律师

　　由于自学了法律，以前又是管理系的科班，所以加入律师的队伍基本易如反掌，但是似乎已经不是什么优势加入这个队伍后我的谈判能力得到最大发 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接了几十万块钱的案子，我自己能养活所里十多口子人，但是这个行业的问题更加触目惊心，不说部分法官的水平低下，不说黑幕的交易， 只说律师本身为了创收而必须泯灭的天良就够痛苦的了，有的老百姓对于律师收费标准不清楚，也憨厚的不懂得划价，七拼八凑来天文数字的律师费，得到败诉的结 果也只能默默离开。他们不知道律师费可以有商量，不知道可以风险代理，不知道可以分期支付，也不知道可以在合同中约定败诉退费一半，他们就是无条件的接 受，因为从知识到口才他们不是专业人才的对手。律师的内心也挣扎，但是想到那花花绿绿的钞票中有70%(自带案源)以上是自己的了，就学会了沉默。

　　四、培训

　　除了中学教师的年代，所有收费基本按照国家规定，在后来所接触的培训中，着实领教了疯狂的利润。一个文化公司或者培训公司与一个名牌大学签定 合作协议，大学提供30%的讲师，文化公司自己外聘70%的讲师(水平无保证)，然后组织个短期培训，每个学员收取几万块的培训费，40人一个小班，基本 上大学可以分走20%，剩下的都是文化公司的，扣除广告、场地、师资费用，利润大大的。证书么，大学可以提供一个，文化公司也能搞一个，有时候还是国外 的，看上去很美。

　　五、融资

　　很多融资公司其实就是骗子，针对项目计划人的迫切心理，要求对方支付高额的代理费，然后不了了之，合同的签定自然天衣无缝，人家收的费用是基 本交通费、电话费和成本支出费，成功与否拖你个三年五年，你也就疲了，算了。六、地产:期房的建设很多批文手续不全，地产商先期预售部分房子，得到钱后给 建筑商点首款(有的根本不给，建筑商垫资金，然后建筑商也不给材料商，层层环节中还欠着民工的工资)，房子边盖边卖。卖的好的后期还上前面的资金还是万 幸，很多由于中间环节或者手续不全被迫停止，付了钱的老百姓变成“老背兴”，工人拿不到工资，材料商破产。至于这样的操作方式为什么存在，大家心知肚明。

　　六、地产

　　期房的建设很多批文手续不全，地产商先期预售部分房子，得到钱后给建筑商点首款(有的根本不给，建筑商垫资金，然后建筑商也不给材料商，层层 环节中还欠着民工的工资)，房子边盖边卖。卖的好的后期还上前面的资金还是万幸，很多由于中间环节或者手续不全被迫停止，付了钱的老百姓变成“老背兴”， 工人拿不到工资，材料商破产。至于这样的操作方式为什么存在，大家心知肚明。

　　七、出版

　　表面上是国家没有放开，实际上基本上是出版社卖书号，书商买来，书商再向写作的人约稿，一个书号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看出版社的知名度)，书 商再把一个书号出一个系列的书。比如“世界名人百传”，那就是一百种书一个书号，违法?谁管?印刷厂的钱可以欠着，作者的稿费也只给一部分，印出书先卖 着，每个书商都不得不给批发商帐期，少则数月，多则一年，但是能够清回来的很少，有的批发商倒闭了根本不还钱，有的没有倒闭，换个名字继续扎，继续欠。再 加上盗版横行，正版书的销量滑坡，许多书商在退出，转而做传媒或者物流。

　　八、保健

　　和药品是一样的，不说也罢，简单的广告轰炸，然后顾客买单广告费就行了。保健品比药品还有优势，就是审批简单，利润丰厚。

　　九、林业

　　最近总是接到卖大树的广告，就是你花钱买块林地，地上的树木是你的，但是土地是国家的，林间的作业权是当地农民的，林地上的林木是你的，可是 你不用参与任何管理，林业公司找人替你管理。五年或者七年以后林木是你的，你可以自己卖，卖不掉的话林业公司收购。有意思，就是你买了一种七年后卖大树的 权利，花的钱越多你可以卖的大树就越多。

　　十、直销

　　也不用多说，不是直销不好，而是这种营销方式的管制力度薄弱，导致很多质量差而价格高的商品出现，使人们对直销的信任降低，毁了一种本可以减少中间环节让利消费者的好的销售方式。

　　从事上述职业/行业的人们，也许现实不是个把人的力量可以扭转的，但是大家如果都提高了意思，讲究诚信，着眼于长远，会发现除了金钱以外，职 业的责任感和被信任的使命感同样是非常珍贵的。而且惟有诚信的提高效率，才可以把事业做的长久，诚然资本的原始积累不是赞美诗，但是我们本有能力让自己选 择更美好的工作内容和方式。

好员工为什么会变坏?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詹巴斗进行过一项试验，他找了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把其中的一辆摆在帕罗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另一辆停在相对杂乱的布朗克斯街 区。停在布朗克斯的那一辆，他把车牌摘掉了，并且把顶棚打开。结果这辆车一天之内就给人偷走了，而放在帕罗阿尔托的那一辆，摆了一个星期也无人问津。后 来，詹巴斗用锤子把那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呢？仅仅过了几个小时，车就不见了。
以这项试验为基础，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了一个“破窗理论”。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 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 生、蔓延。
这个故事给的启示是，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决定的。我们的工作环境通常有两类，一类是硬环境，如办公环境，设备环境等。另一类是软环境，如工作氛 围，企业文化，语言习惯等。很多公司都很在意硬环境中的“破窗子”，只要一出现问题立即修理，但却不太在意软环境中的“破窗子”：比如同事关系的紧张，比 如企业文化中的怪话，比如语言习惯中对客户的不敬等等！
但是按照破窗理论，任何一个员工的问题都不是简单的问题，任何一个问题都构成了企业环境中的破窗！而任何一个破窗的存在，会导致心态上的雪崩效应！
这就是业绩的文化定律：业绩背后是团队，团队背后是文化，文化背后是心态！那心态是什么？我想就是企业环境，包括软环境与硬环境的一个反映。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企业任何一个重大问题的背后，一定是若干问题累积的结果！所以，要想解决问题，就不要着急在某个人身上找原因，而是从问题发生 的环境上找原因，特别是企业的软环境——团队文化与心态上找原因。很多问题表面上是某个人的问题，其实背后是企业的制度、文化与员工心态出现了 “破窗”，这种“破窗”在“鼓励着”问题的出现！
想要好员工吗？那就请投资好员工的环境！
雄鹰只能生活在天空，职业经理人只能与法治化的组织环境共存，职业化的员工只能够生存在公平公开透明的企业文化之中！
所以，如果你想要雄鹰，关键不是去弄很多雄鹰进来，关键是要投资雄鹰生存的天空，那便不用担心没有雄鹰。想要职业经理人吗？请投资法治化的组织环境。想要职业化的员工吗？请投资职业化员工生存的制度与流程！
真正的成长是看不见的，而真正对成长构成威胁的“破窗环境”也是看不见的。任何一家出现业绩问题的企业背后，一定是它的组织制度与文化中早已存在着看不见 的“破窗”。出现“破窗”并不可怕，但如何将“破窗”堵上，进而获得好员工、好产品、好客户，就是组织与制度环境的优化过程！
管人也许不如管环境！
（作者为锡恩咨询公司创始人）

【冰点】：谁会偷走你口袋里的钱

2007年让很多中国人玩得心跳：房价飞升，股市暴涨。已在去年跃升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又迅速攀升至1．4万亿美元。贫穷的记忆还未抹去，财富之门轰然打开。此时，一本财经图书——《货币战争》悄然风靡。

政府官员、公司白领、金融行业从业者、持有房产的投资人、学者，以及买了股票的“散户”，都被这本讲述金融史的畅销书搅得寝食难安。“十一”长假期间，重庆市某区政府给400多名副处级以上干部布置的“家庭作业”，竟是“阅读《货币战争》”。

“你的书颠覆了我的世界观！”“我买了几十本书送给朋友同事。”“股市什么时候到头儿？”“普通人能逃过国际银行家的大阴谋吗？”“物价飞涨，到底该把钱投向哪里？”“你揭露的事实触动了人家的痛处，没遭到报复？！”

好评也伴随着争议。国内一家知名的财经咨询机构说：“这本书反映着一个古老传统的封闭社会，面向全球化过程中的集体胆怯。”另一则评论直接把《货币战争》总结为不值钱的“阴谋论”——“如果照此而行，中国恐怕得坐上时光穿梭机回到19世纪。”

争议如同发酵剂，加速了这本书的火爆流行。上市3个月，《货币战争》连印8次，印量超过20万册。

有网友戏称，宋鸿兵就是“金融学的于丹”。那位大学女教授在电视上口若悬河，教导人们怎么“亲君子，远小人”。而宋鸿兵这个华裔美国信息工程学博士，却用了通俗演义的写法，提醒国人：谁会偷走你口袋里的钱。

对于挣了几个血汗钱的普通投资者而言，这可是个天大的问题。

你可能被泡沫吞噬？

“宋氏理论”警告说，当下的楼市和股市，如同一对被快速吹大的资产“双泡沫”。先是大量外部“热钱”通过各种正规或非正规渠道进 入，吹大泡沫，一等时机成熟，“热钱”获利之后就大规模撤离并抽走资金，资产泡沫将突然炸裂。结果必然是，投资者就像被晾在沙滩上的鱼干一样被“套牢”。

单是“泡沫论”的提醒，可能并不新鲜。多年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就说：“价格的下跌总是比上涨更加迅猛，一只充足的气球一旦被 戳破，就不会有条不紊地漏气。”而国内股市和楼市一路高歌过来，伴奏曲恰恰就是“与泡沫共赢”。言下之意是，没有泡沫的啤酒不好喝，适当的泡沫才能让投资 者获得可观的回报。

而宋鸿兵不把“泡沫的生成”只看作“市场的自发行为”。相反，他认为，这种“热钱”的来去腾挪，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是有人在背后操纵的。正因如此，自以为聪明的普通投资者根本不可能预知泡沫何时破裂，当然也无法成功“逃顶”。

他进一步的推论更让人心惊肉跳：目前，在一小撮儿“金融寡头势力”的策动下，“金融恐怖分子”即将对中国经济发动一场不流血的“货币战争”，妄图把中国劳动者多年积累的财富席卷一空。

这个说法“很唬人”。在北京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博士找到宋鸿兵，当头便问：你有何依据？！中国要参与并融入国际金融市场，遵循国际金融秩序和“人家的游戏规则”，这些难道都有问题了？

面对类似质疑，宋鸿兵的回应总是很婉转：理论是灰色的，而历史和现实是活生生的。他引以为证的例子，就是中国的近邻日本。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多数经济学家们把这解释成一次“非理性的癫狂”。可日本作家吉川元忠却以哀叹的口吻，把这个过程称为“金融战败”。经统计，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相当。

在宋鸿兵看来，当年日本的经济危机，就是“国际银行家”即金融寡头势力，针对日本发动的一次“全方位、立体化金融突袭”，从而一举给日本经济“剪了羊毛”。

当年的日本，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是老老实实一手一脚努力创造物质财富的典型，对于虚无缥缈的金融财富理念始终持怀疑态度。这种发展 实物经济的逻辑很单纯，努力生产质优价廉的产品，向中高端市场缓步上升，直至所向披靡，同时也成就了日本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和债权国地位。

然而，从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在美英等国压力下，日元在3年中升值了一倍。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升值药方”的疗效类似 吞服大剂量激素，造成日本经济出现“金融系统内分泌”严重紊乱。日本经济体系开始“气血”失衡，股市房地产等“脂肪组织”迅速增生，生产出口行业的“肌肉 组织”严重萎缩，经济“三高”（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症状如期出现。

更隐蔽的“阴谋”，是诱发这些并发症。1987年国际银行家们推出了新型特效药——巴塞尔协议，要求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8％。这让普遍存在着资本金偏低问题的日本银行，只有依靠银行股票高价格所产生的账外资产才能达标。

最终，在1990年1月12日，美国在纽约股票市场利用“日经指数认沽权证”这一新型金融“核武器”，发动了对日本东京股市的“远程非接触式”战略打击。多症并发的日本金融系统当即发生中风，导致了随后长达17年的“偏瘫”。

这看上去，好像好莱坞大片，让人目瞪口呆。

“很多人只从内部思考，但金融一体化的今天，所有经济问题都是全球化的，你必须同时从外部考虑。这是一场战争，如果被人家刻意打击怎么办？”

宋鸿兵略带嘲讽地对本报记者说，今天几乎一模一样逼迫人民币升值的药方，又被热心和急切的美欧“金融大夫”们介绍到了中国，所不同的是，中国经济的身子骨却远不如当年的日本。

谁在偷你口袋里的钱？

10月下旬，上证A股开始了1000点的深度调整。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则风声渐近。人民币汇率继续向历史高点挺进。而远在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已出现了针对中国股市的“做空”产品……各种迹象似乎正向宋鸿兵的预言靠近。

这还不是《货币战争》给人带来震惊的全部。“最大的泡沫，其实不在股市、楼市，而是货币发行本身。”宋鸿兵说，滥发货币不但使购买力下降，更是个财富重新分配过程。

这里面隐藏着通货膨胀的秘密：距离过量印刷出来的钞票越近的人，就越占便宜（比如最早贷款卖房的人），越远越晚获得钞票的人，就越倒霉——因为当他们拿到钞票时，物价早已高得离谱了。所以，那些靠养老金生活和老老实实储蓄的人，将是通货膨胀“最大的输家”。

宋鸿兵提到金融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这发生在1971年，尼克松政府取消了美元可以兑换黄金的承诺，美元从此开始了超量发行的历史。据宋鸿兵估算，美元在与黄金脱钩之后，到今天购买力至少已跌去90％。

这意味着什么？从1971年以来洪水般泛滥的美元，正在悄悄地剥夺全世界各国劳动者的钱财，并且加重着世界范围的贫富不均。 2006年，一项联合国的调查报告显示，财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加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目前世界上大约2％的富人拥有着一半以上的世界财富，而最穷的 一半人口连1％的财富都不到。

这个道理反映到中国，问题如出一辙。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市场猪肉、粮食、食用油涨价很快，通货膨胀预期加大，重要原因就是国外“热钱”不断流入，造成国内货币不断增发，钱越来越毛了。

他说：“在这种环境下，老百姓怎么办？你要么存钱，货币购买力在下降，就是肯定亏损，被通货膨胀吃掉；你要么投资，股市、楼市，又可能冒极大风险，这似乎把大家逼到一种没有选择的道路上。”

谁是这个世界的掌控者？

他的“金融学掘墓人”事业仍没有停下脚步。宋鸿兵继续将探究的锄头伸进“金融操控者”的墓穴中。

他注意到，一个叫“国际银行家”的精英群体，早在200年前，就开始通过“货币的阴谋”统治世界，而今天，他们仍是操控整个世界的幕后之手。相比而言，宋鸿兵认为，索罗斯、格林斯潘等人，不过都是“前台表演的演员”，或者只是些为幕后操控者辛勤服务的马前卒。

已被现代人遗忘的欧洲金融权贵罗斯切尔德家族（Rothschild），成为他追踪的目标。据他估测，早在1850年左右，发源于 欧洲的罗氏家族就积累了相当于60亿美元的财富，如果以6％的回报率计算，到15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家族的资产将至少在50万亿美元之上，约是当今那些 “首富”们的1000倍。

他还相信，崛起于美国的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也都与罗氏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这些国际银行家们能有多大神通？从1815年下注滑铁卢之战，从拿破仑皇帝的失败中赚取巨额财富，进而直接掌控英国货币发行权；到 进军美洲大陆，与新生美国政权展开百年争夺战，制造若干起总统刺杀案，通过建立美联储银行抓住了这个帝国的货币中枢；再到制造上世纪30年代世界大萧条， 资助希特勒上台，操纵战争贷款，并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受益人……宋鸿兵引用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学家卡洛·奎格雷的话说：“金融资本势力有一个极为长远 的计划，它旨在建立一个金融系统来控制世界，一个被少数人控制的、能够主宰政治体制和世界经济的（机制）。”

“这是我一口气读完的书。”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吴闻说。《货币战争》印证了他多年研究所形成的一个观念，即谁控制了货币 谁就能支配一切。不过，他也同样希望作者讲述的故事纯属臆想，“因为这样我们便可以坚守住以往的信仰，即人类大致生活在一个诚实的世界中，没有被一小撮国 际银行家玩弄于股掌。”

一个中肯而带有怀疑论色彩的评论，说明了《货币战争》的颠覆性叙述带来的震撼效果。而这对多年来作为信息工程师供职于美国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宋鸿兵来说，却绝不是早晨醒来时对夜晚恶梦的追想——这就是他坚信的“真实的世界”。

这个话题注定激起波澜。

一则书评尖刻地说道，《货币战争》是以“农业社会的眼光”看待金融全球化的现代世界，因为人们的迷茫和不理解，却无力抗拒这股洪流，只好将“谜团和失败归结于一个无所不在、势力庞大的敌人”，以这种“封闭心态”处理金融问题，反而会真的引来一场风暴。

即便是温和的批评，也把宋鸿兵提出的重回“金本位”方案视为“开历史倒车”。而宋提出的“各国中央银行都是以罗斯切尔德家族为代表的国际银行家们手中的工具”，简直就是“把全世界的人都当成了傻瓜”。

还有人质疑宋鸿兵理论的原创性。他的书署名是“编著”，一些分析者认为，宋只不过在重复欧洲的一个古老的“阴谋论”故事，而且这个故事曾经被纳粹利用，把欧洲带入一场浩劫。

赞同者的口吻，却把《货币战争》看作漫长黑夜之后晚到的黎明之光。“它大大地降低了金融寡头对金融知识的垄断权，社会公众前所未有 地获得对国际金融规则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它“延续了《资本论》的神髓，是长期以来揭示金融寡头资本主义最深刻的书籍”；它“打开了中华智慧精英挑战国际 金融寡头话语垄断的想象空间”。

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可能的？

“美元就是强盗”？

“我赞成《货币战争》的分析逻辑。”长期进行货币史研究的吴闻对本报记者说，以前人们把货币问题理解得过于简单，认为那不过是附在物质生产上的“一张皮”。“这不够，马克思谈‘异化’概念时就说，资本原来是人创造的，结果反过来控制了人”。

这位货币专家认为，这本书畅销说明一个宏观事实：中国经济参加全球化的进程，正由贸易、国际分工层面，进入金融、货币体系建设层面。“我们一只脚已经踏进去了，水多深不知道，河有多宽也不太清楚，到了中间会不会有风浪？都是问题”。

或许宋鸿兵评书式的讲述方式减弱了他理论的可信度。他从历史大剧本中抽取了几个片段，还不足以支撑其结论。“那些戏剧化的故事，并不完整，甚至有点支离破碎”。不只一位专业研究者持有这种判断。

比如，美联储（FED）是否真是完全私人化的银行？也许早期由私人发起成立，而今天，它更大程度上在执行公共职能。“即便是由美联储负责货币发行，但形成的铸币税收入，大部分是给了美国财政部。”

吴闻强调，书中对国家利益和政府作用考虑的较少，政府好像完全成了国际金融家牵着线的玩偶。过于夸大金融利益集团的能量，这并不符合民族国家仍为基本竞争单位的世界现实。

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是否开启了美元泛滥的历史，更需要精准的历史考察。

事实上，早在19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就在《黄金与美元危机》中，揭示了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两难”：一方面，各国经济体 都需要“硬通货”美元，美国用贸易赤字向世界提供流动性；另一方面，美国贸易赤字持续增多，美元发行过量，开始贬值，大家反过来又可能对美元失去信心。

这就是说，二战之后，美国挟战胜国地位和强大经济实力，与各国签订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本身就是为了确保美元做为世界货币地位。到 1971年，美元已经超量发行，如果各国都用自己手里的美元去美国财政部兑换黄金，能让美国这个“世界黄金银行”关门大吉。所以，美国人开始赖账。尼克松 不再让美元兑换黄金，让金价自由浮动去了。就像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咒骂：“美元就是强盗。”

没有谁甘愿被别人骑在头上。在1971年,一个不守信用、违背契约的“不道德行为”，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甚至在一片咒骂声中，就这样被默许了。这仅仅是历史的诡谲吗？

有人吃肉，有人喝汤。“很多时候不是在‘好和坏’之间选择，而是在“坏和更坏”之间选择”，吴闻对记者说，“这就是现实。”

知名汇率问题专家向松祚，支持《货币战争》的主要观点。他认为，可以用数字测量这种全球性的“货币疯病”的严重程度。

1970年，全世界储备货币总量约400亿美元，如今已达到5万亿美元。储备货币只是基础货币，加上银行体系乘数效应的货币创造， 全球广义货币供应增长以数十万亿美元计。“难道37年时间，人类的真实经济活动或真实国际贸易增长得如此之快，需要如此巨大的储备货币来融通？”

另一个数字，现在全球金融衍生品交易和外汇交易之规模，每天超过3万亿美元，每年超过800万亿美元。加上债券、股票和其他金融市场之交易，虚拟经济规模是实物经济规模的数十倍（全球年GDP不过50万亿美元）。

这已经回到宋鸿兵提出的“全球性通货膨胀”问题的本质。而向松祚，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的得意门生，却给当今世界货币体系现状起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名字——“美元霸权”。

如果给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后的全球货币格局画一张草图，线条只需两个：其一，美元本位。美元几乎是全球唯一的储备货币，而90％以上的贸易、金融交易使用美元；其二，浮动汇率。其它国家的货币，以美元为标杆，上下自由浮动。

“如果你把全球看成一个国家，美国就如同历代王朝的皇帝一样。他印几张纸出来，就能四处买东西。他如果穷兵黩武，全球驻军，就滥发货币，通货膨胀则由全球人民来承担。”

这也许就能解释，为什么一段时期来黄金、石油价格暴涨，而美元指数却不断下跌。钱印多了，“绿票子”毛了，东西自然就贵起来。当世界货币被附着在一个无法克制自身膨胀欲望的符号上时，灾难似乎就在不远处。

不过，因此就认为可以推翻美元霸权，并试图取而代之的说法，则有些不切实际。“霸权货币体系是一个结果。它意味着这个货币符号背后，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完善的教育和合理的制度。”

日元曾经想挑战美元霸权，被美国人修理了，一蹶不振。欧元创立确实给美元带来有力的挑战，但欧盟不是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这个松散的联盟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缺乏凝聚力，短时期内恐怕也无力改朝换代。

向松祚说，美元霸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能玩几个金融花招变出来。美国成为世界最发达国家，经过百年磨砺。“谁不愿意当皇帝？喊喊口号就当上了吗？”

怎么看住钱袋子？

最早把金融危机和货币博弈，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认识的研究者不乏其人。

曾准确预言了“9·11”事件爆发、被誉为“中国兵书”的《超限战》就曾设想：未来有没有一种可能，用金融打击的方式对一个国家发动战争，伤亡人数不多，却给社会造成不亚于一场战争的巨大破坏力？

可以想象，当看到宋鸿兵建议中国政府应建立“金融反恐法案”，针对跨国热钱及对冲基金等投机分子实施“金融反恐战争”时，《超限战》作者乔良和王湘穗，为什么会产生“知音”般的认同。

而发生在战略层面的“货币战争”，则是世界各国对于“货币的流通域”的明争暗斗。一种货币，所能涵盖的地域面积、人口、经济规模越大，获得的利益就越大。一定程度上说，这里隐含着国际政治、经济竞争的玄机。

在乔良看来，“美元霸权”格局更多体现着一个独特的事实——“全世界，只有美国人打仗能挣钱”。美国本土的实物生产已大多向海外转 移，“产业空心化”加剧，经常项目下的逆差不可扼制，必须维持资本项目下的净流入。如果把“热钱”定义成国际流动资本，那么美国的经济繁荣，就必须建立在 “热钱”充沛流入的基础之上。

“美国打仗就像驱赶羊群，是为了给其它地区制造混乱或局部战争，驱赶资本和热钱，回流到相对安全的美国。”这种把自身繁荣建立在别国灾难之上的“货币战争”，如同吸毒上瘾，一旦战事不利，资本不能按照操纵者的意愿流向美国，资金链条断掉，整个国家就可能遇到麻烦。

今天的美国，外部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而内部被房地产市场危机所困，美元持续贬值，似乎已透出几分气喘吁吁的败象。

但国际货币的博弈仍远未到胜负分明之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把当下的世界经济，看成一个围绕核心货币的利益 与分工的“面包圈儿”。处于核心位置的是美国，依托美元收取铸币税，并拥有定价权。“这块肉最好吃了。不用更多搞物质生产，只要通过金融服务、高科技专 利、品牌等虚拟经济，直接收取利益。”

这块肥肉，中国人暂时却还吃不到。原因很简单，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的角色，仍是个“打工仔”。“存在就是合理的。刚进城的打工仔，本事没学好，就想马上闯进高档写字楼里当老板，谁会答应？”

这位和乔良一起在《超限战》中主张“彻底做一回马基雅维里”的战略学家，在为中国经济和货币战略开药方时则相当谨慎：当好制造业大国，看住钱袋子，坐稳你的板凳，不要跳起来发言。

即便认为“美国的衰落已经可以预见”，对美元霸权持鲜明批判姿态，而谈及战略，乔良也赞同他同伴的意见——中国不需要“没有来由的唱对台戏”。

这位空军少将的设想是，借助中国经济持续上升的势头，推进强势人民币，提高人民币在世界市场的影响力和流通率，为将来成为国际结算货币打下坚实基础。他甚至对中国参与构建“亚元”这种区域货币也不热心，“如果你相信自己未来的实力，就不要自捆手脚。”

中国必须面对自己的现实国情。从长远发展角度看，中国更繁重而艰巨的任务，是发展实业。正如向松祚强调的，“是真实投资，而不是投机买卖。”

货币洪水淤积在股市、楼市的堤坝里，无法有效分流；而真正亟需资金的科研、教育、医疗、社保、城市及农村基础设施等长期投资领域，却饥渴待哺。向松祚把这称为“真实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这与全球范围内不平等、不合理的货币格局有着强烈的相似性。

他反问：“什么叫流动性过剩？中国不是钱多得不得了，没地方去了，而是那么一点儿有限资金，流不到该流到的地方。”

你是合格的玩家吗？

即便在美国，类似货币博弈、罗斯切尔德家族、美联储的秘密等话题，在主流舆论中也不多见。一则流传在金融界小圈子里的故事很说明问题。

格林斯潘刚当上美联储主席时，召集了第一次会议。与他后来20年任期中的习惯性“模糊语言”不同，这位美国货币当局的最高首脑，以明确的口吻，宣布了一条纪律：“先生们，在美联储的大楼里，我们可以谈论一切，只是不能谈论美元。”

欲控制世界，必先控制金融；欲控制金融，必先操控货币。这是个行规，而对后来者和新人，却成了秘密。

马丁·迈耶在《美元的命运》中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历任财长，都或明或暗地为美元完全支配国际货币制度推波助澜……这样就不用担心从世界其他国家获得服务和商品，他们只需回报对方一些纸币。”

向松祚对本报记者表达了深深的担忧。他觉得，就算把《货币战争》的阴谋论放在一边，人们也需明白，华盛顿和华尔街之间的密切配合， 让美国政治、外交、经济乃至军事战略“非常奇特、异常高效、令人生畏”，“这是美国制度的巨大优势，可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恐怕就是一个巨大威胁”。

与单纯遭遇“热钱”攻击相比，他感受到的中国货币危局，更在于跨国资本和外资银行对中国金融业高端人才和高端客户的抢夺。“一旦这个制高点失守，我们可能就被釜底抽薪，不攻自破了。”

但是，在这场关系到中国经济未来以及每个老百姓“钱袋子”的货币战争中，应对之策的力度和分寸如何把握，可否做到“有理、有力、有节”，显然不是一本畅销书能解决的。

王湘穗则委婉地对记者说：“金融事关国家命脉，要设想一下不可设想的事。”

而乔良少将认为，如果意识不到国际银行家这些“国际货币的大庄家”的阴谋，就是“极其的天真”。

他说：“中国的金融决策者，必须具备两种能力：一种是能对别人玩儿的阴谋有所警惕，另一种是你得有阴谋的能力，去和别人玩儿！”

【冰点】：激荡三十年

1978年的冬天，北京给人寒气逼人的感觉。新华社记者在新闻稿中写道：灰白的太阳终于费力地钻出薄雾，把它那毫无热气的光线投射到这个巨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拥挤的楼房、狭窄的棋盘式街道和蠕动的密集人群中。

那一年，在众多中国人心目中，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一间破屋里，18个衣衫破旧面色饥黄的农民，在一盏微弱的煤油灯下按下手印，发誓宁愿坐牢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另外一件大事，是有610万人参加了刚刚恢复的全国性高考。

一个被忽视的细节是，这年高考语文试卷的第一部分，是给一段文字加上标点符号：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 机械化不是一口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斗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副 重担的。

二十多年以后，财经作家吴晓波读到这一命题，联想起这是当时最主流的价值观：思想解放和对左倾的、僵化的教条主义的余毒肃清，是经济进步的首要前提。他写到：在1978年，追求经济成长是一个多么让人战战兢兢的事业。

2004年的一个下午，身在美国的吴晓波，与哈佛商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些教授、学生在查尔斯河畔讨论中国公司的成长之路。他 们的谈话在中国、美国和日本乃至印度这些不同国家和制度之间跳跃，在那场夹杂着英语和汉语的讨论中，写一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企业史的念头，忽然萌生在 吴晓波脑中。他发觉，所有关于中国公司的判断和结论，往往建立在一种感性的个人观察之上，而这成为国际沟通中的巨大障碍。

这天晚上，他用MSN和远在中国的妻子沟通了写书的想法。这是一项跨度长达30年的宏大叙述，但这个有着良好商业头脑和优美文笔 的前新华社经济记者，从一开始就压根“不打算用冰冷的数字或者模型湮没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他想多写一点人的命运。他要写 的是一部企业史，一个企业家创造历史的过程。当然，这些企业家分别代表三种力量：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30年来，这三种力量彼此博弈，他们的利 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

创业，创业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他和以往一样，拎了一瓶开水，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 里取出《人民日报》。一般说来，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他后来回忆说，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激动不已。因为“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 刊登的全是革命、斗争，从消息到社论，无一例外。而手头的这张《人民日报》，竟然刊登起养牛的文章，看来气候真是要变了！”

吴晓波后来和助手在上海图书馆里，找遍当年的《人民日报》，只找到一篇介绍养猪经验的文章。是养牛或者养猪现在看来并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柳传志在这个寒冷的早冬，感觉到了时代微妙的变化。他后来创办了一家叫联想的公司，由一位工程师而转型为成功的经理人，然后又以中国式的智慧让 企业顺利完成了资本人格的改造，进而并购了IBM公司的全球PC业务，开始新一轮的国际化扩张。

柳传志当然不是最重要的人物。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一个有着坚忍耐力和果断头脑的小个子四川人。当面临重大决定时，邓小平喜欢一 个人默默地在屋里抽熊猫牌香烟。他在这一年当选全国政协主席，随后主持了全国科学大会，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 部分”的论断。日后，他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有解放军代表任正非。他正为父亲的平反和自己能否入党发愁。10年后，他和几个朋友在深圳创办了注册资本仅为2．1万元的华为公司，在一片争议中完成了公司的原始积累。华为如今已成为中国第一流的电信设备供应商。

27岁的王石枕着一本已经被翻烂的《大卫·科波菲尔》，睡在深圳建筑工地的竹棚里。他的第一桶金来自倒玉米。如果不是后来发现了更 赚钱的换汇倒卖活动，他没准会和刘永好兄弟一起，争夺饲料大王的头衔。刘家三兄弟参加了1977年高考，都上了分数线，却因为“出身成分”不好没被录取， 他们一气之下去办养殖场，日后一度成为中国的首富。

在1978年，这些日后叱咤风云的企业家，都还是默默无名的小人物，而华西村的吴仁宝已经是全国闻名的干部。几年前，当全国还在 高调学大寨的时候，他就偷偷在村里办起了小五金厂，而那时，外面正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这种不受保护、偷偷摸摸办起的小作坊，在浙江萧山、天津大邱庄 都已经存在，他们的创始人分别叫做鲁冠球和禹作敏。

“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一位温州的干部告诉吴晓波。这个沿海小镇以低调实践在改革中崭露头角。吴晓波说：“你可以反驳他，打击他，蔑视他，但是无法让他停止，因为他几乎是在代替历史一字一句地讲出这句话。”

产权，产权

创业伊始，柳传志没打算割断联想与计算所的血缘关系，公司的启动资金20万元来自计算所，联想是“国有企业”，公司可以无偿地使用计算所的研究成果、办公室、电话和所有资源，公司员工可以在计算所享有专业技术职务和工资晋升的权利。

直到1988年，产权意识才在企业家身上苏醒。这年，九龙街头的香港商人吕谭平接到柳传志的电话，邀请他共组香港联想公司。不为人 知的是，新公司另一大股东公司的董事长，正是柳传志的父亲。此后十几年里，许多国有企业都在悄悄进行这样的改造：通过引进私人投资者，组建一个产权清晰的 子公司，形成一个新的资本操作平台，来推动乃至完成母公司的资本运作。在这个过程里，一切公开的或者灰色的资本组合都可能产生。

在杭州郊区的一片稻田边，鲁冠球也在考虑自己与企业、政府和工厂的关系。禹作敏说过鲁“太油滑”。鲁冠球已经看到了承包制的局限 性，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职工和经营者对资产的终极要求。谁也不能保证有一天，乡政府一纸公文让他走人。他没有急于把厂子归入自己名下，而是把企业评估资产 的一半归乡政府，另一半归“厂集体”所有。于是，他获得了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却并没有丧失集体企业的性质。这也为日后的一系列产权运作留下空间。

王石的万科在1984年组建后，一直与它的母公司——深圳特区发展总公司摩擦不断。得知深圳政府要在国营公司系统推行股份制试点 后，别的企业害怕多一个“婆婆”不愿尝试，王石却主动请缨。他意识到，股份制改革是一个能让万科独立自主经营的机会。万科是幸运的，一年后深圳股市开张， 万科以0002号（当时的股票代码）正式上市。

1988年，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评选揭晓，万宝冰箱承包人邓韶深榜上有名。当时万宝产能规模是海尔的5倍之多，被确定为全国企业 股份制改造四大试点之一。但它没有万科幸运。1989年初，因为物价闯关失败，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家电商品顿时滞销，万宝短时间内出现了近8亿元的呆坏 账。邓韶深“出逃”海外。几年后，他安然回国，万宝早已沦落成二流企业。

2003年11月，杭州青春宝公司的冯根生组织了一个特殊的聚会——当年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的再聚首。这20个风云人物已然“病 的病，死的死，逃的逃，抓的抓，退的退”。仍在岗位上的，只有冯根生等三人，而他的境况是最好的。1993年，冯根生把国营企业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的控股 权卖给了泰国正大集团，据说正大承诺他“可以干到不愿意干了为止”。

路径不同，但逻辑只有一个：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任何经营者都会考虑自己与企业的关系。

王文京是早期的创业者中少数没受产权归属困扰的企业家，2001年，他创办的用友软件被核准上市，他个人资产一度高达50亿元。1988年他做企业工商登记时，领取了一本“身份低贱”的个体户执照。

1997年，26岁的丁磊在广州创办网易，员工3人，注册资金20万元。同年，王志东和张朝阳也分别拿到海外投资，创办新浪和搜 狐。中国公众看到了门户网站、电子邮箱、搜索引擎和风险投资等全新概念。这些网络公司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有着清晰的产权结构，并且融入国际化背景。有评 论说，互联网是一个没有“制度原罪”的行业。

钱，钱，钱

现在记得郑乐芬的人恐怕已经不多。1991年，她因投机倒把罪被处死刑，死时38岁，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她是温州的一个家庭妇女，据熟悉的人说，她长得圆脸胖身，为人热情大方。她获罪的原因是因为“抬会”。“抬会”是浙江南部对民间金 融活动的别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温州民间企业已经十分发达，对金融的需求很大。当时国内银行不允许对私人企业发放任何性质的贷款，私人业主无法从合法 途径获得资金，试办私营钱庄的努力又被遏止，“抬会”于是风行。

它最初出现在几个人之间，每个人都出一笔钱，形成一个互助的“会”，用钱的人付给其他人高于银行的利息。由于缺乏法律保护和规 范，“抬会”渐渐演变成一种近乎疯狂的金钱游戏。到了1986年，资金链出现断裂，许多会主潜逃，成千上万的讨债者上门逼债。政府开始通缉那些知名会主来 平息民愤，郑乐芬被判处死刑。这在当时的法律界曾引起争议，有人认为她应定性为诈骗罪，罪不当死。法院认为她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应定为投机倒把，可 处极刑。

关于民间融资的合法性争论，到了2003年又有了新高潮。这一年，河北徐水县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因为在附近村庄搞“金融互助社”被捕，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孙大午出身贫寒，父母以捡破烂为生。辞职下海后，他的企业集团一度拥有16个厂和一所学校，年产值过亿。他自称是一个坚定的“人民 公社”的信仰者，在企业内实行“乌托邦”的实验。职工和村民每月只用1元，便可享受合作医疗。他最头疼的是企业贷款难。有一次，他为求贷给信用社领导送去 1万元。事没办成，他便索回款项，最后只要回6000元。

在孙大午成为千万富翁后，他的父母依然在家捡破烂做饭，他本人没有专车，住在平房里，对自己的生活也很“抠门”。这些细节为他赢 得了同情。但吴晓波更愿意用理性的数据和事实来解释孙大午的败局。“2000年之后，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一向被认为运营成本高且盈利性较差的乡镇市 场被大面积放弃。到了孙出事的2003年,全国300多万户私营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只占10％”。

经济学家茅于轼撰文为孙大午鸣不平。他说，孙大午表面上违反了国家金融管制规定，而实际上非但没使人受害，反而有许多人得利。这 样的社会行为如果算是犯罪，那么要质疑制度本身是不是有修改的必要。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在看到报道后，也以个人名义给孙大午发去一封传真：希望你在这个时刻 一定要稳住阵脚，不要因此乱了方寸。我当年创业时也遇到许多的苦难，但是都挺过来了，只要你保持这种奋斗精神，就一定能度过难关。

突破，突破

2001年，“全球第一CEO”、美国通用公司的韦尔奇即将退休。在被问到对中国市场看法时，他说：“我10年来一直往那儿跑，而 每次我到那儿，都会笑话自己上次来时知道的那么少。我真的搞不懂。这也许是我要退休的原因，应该由别人来把他搞懂。”在进入中国最初的阶段，通用电器把节 能灯泡推向中国市场，但这长寿低耗的灯泡，总因为高昂的价格而不好卖。

2001年11月10日，在多哈举办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与会国家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决 定。在渐变式改革的中国，从来没有哪种变化是突然发生的。开始于1998年的“国退民进”计划表，和中国进入WTO的时间表高度吻合。对于韦尔奇的继任者 伊梅尔特以及其他跨国公司来说，所有的策略都将改变。

伊梅尔特的投资重点转向了垄断或者准垄断的飞机发动机、工业性集团的电力输送等行业，在这些领域，他无须再面对来自中国乡镇企业 的竞争。汇丰、花旗等外资银行相继把地区总部迁往上海；摩根士丹利获准参股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而更多的跨国企业不惜代价逼退国内合伙人、寻求独资。

在这个过程中，有三家中国民营公司在一向不对民营公司开放的领域取得了突破。第一个是著名的四川刘家兄弟的老三刘永好，因为参股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民生银行曲折进入金融业。

吴鹰的成功则得益于国有垄断企业的内战。当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移动通信市场赚得盆满钵满，只能从事固定电话业务的原行业老大中国 电信日渐不满。曾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中国留学生吴鹰在一个被放弃的边缘性技术上看到了巨大商机。这项后来被称为“小灵通”的手机服务，可以利用已有 的固话网，以无线接入的方式提供无线服务。收费低廉的“小灵通”意外在中国引爆垄断企业间的电信大战。作为设备供应商，吴鹰创办的UT斯达康获得惊人增 长，进而在美国上市，一度成为表现最优异的中国股。不过这个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吴鹰没有想到，UT斯达康的衰落同样源于垄断行业的变局。当中国电信决定备 战3G，UT斯达康的收入立刻锐减。吴鹰决定转向IPTV（互动电视），这项业务依然关系到两大垄断利益集团——电信与广电的利益分割。可惜他没能再复制 “小灵通”的奇迹。2007年，吴鹰黯然离开他一手创办的企业。

多年来一直未对民营资本开放的汽车领域，被一个草根企业家李书福意外打开。有人形容他“血液里流淌着豪赌基因”。他用120元钱 做起了第一门生意——在街头给人照相，之后又办过冰箱配件厂和冰箱厂。1989年宏观调控时，私营经济遭遇寒流，他把车间、库存、土地连同工厂的存折都上 缴给集体，然后南下读书。

当李书福拥有1亿元资金时，他对外宣称，将投入5亿元造汽车，即便是这个数字，在汽车界看来也少得可笑。同有造车梦想的鲁冠球， 在汽车配件行业打拼30年，一直渴望打通产业环节。他在萧山家中挂着一张汽车风景画。当听说李书福要造汽车时，他说“造汽车一要有政府许可支持，二要有上 百亿资金，万向还没有准备好”。

2001年11月9日，国家有关部门增发一批汽车许可公告，吉利一款车型榜上有名。第二天，多哈会议批准中国加入WTO。“中国入世”和“李书福入局”，这种巧合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丰富联想。

刘永好、吴鹰、李书福们，以各自意外的方式在严丝合缝的垄断领域打开了突破口，这些充满诱惑而且获利丰厚的行业里，民营企业家面临的竞争和博弈，将会是下一个更加精彩的故事。

寻找失败的基因

2007年冬天，吴晓波在杭州家中的书房里，为这部企业史做最后的润色。他的书房正对京杭大运河，河水从窗下流过，向西三公里拐一个弯便是运河的起点。河水流淌了700多年，吴晓波沉浸在写作当代史的快感和诡异里。他想寻找一些答案。

这个疑问，在3年前查尔斯河畔的那场讨论中，就已经被多次提及：国家在这次企业崛起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海尔、联想都成长 20多年了，与他们同时诞生的戴尔、思科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大公司。为什么在中国的这场伟大商业变革中，没有诞生一家伟大的、世界级的公司？

“在我完成这部企业史写作的时候，中国即将进入一个自我崇拜的时刻，奥运会的举办、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以及股市和房市的狂热，让所 有身处其间的人们都无法从激情中摆脱出来。”吴晓波找到两张很有意味的照片。一张是2007年5月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它用的是好莱坞电影里， 金刚爬上帝国大厦的场景，不过把那只大猩猩换成了大熊猫。另一张则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新闻周刊》的著名的封面“穿上了日本和服的自由女神”。

可是，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里，没有一家是在完全竞争的领域中诞生的。制度安排带来了资源的聚集，中国已经诞生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全亚洲最赚钱的公司，并且这种第一将越来越多，可他们贡献的是乏善可陈的商业思想，以及背后巨大的垄断之手。

几年前，吴晓波写过《大败局》和《大败局Ⅱ》。他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记录下那些倒下的中国企业以及企业家。在这部企业史里，寻找 失败的基因，依然是一条隐约潜伏的主线。在吴晓波看来，中国式企业成长受到了两方面的致命限制。在产权所有上，他们天然具有模糊性，这消耗了企业家大量智 慧并直接导致决策的迂回。中国大企业在产权上受到的困扰是举世罕见的，很难想象一家所有权不清晰的企业能够全身心投入精密而激烈的商业大运作。而另一方 面，在扩张规模上，他们没能得到足够的金融支持，无法在最适当的时机完成伟大的跨越。一些试图突围的民营企业如德隆、华晨，则因操作上的灰色和冒险而倾 覆。“在这个意义上，产权制度的畸形和体制的落后是造成中国企业无法完成世界级跨越的重要根源。”吴晓波说。

30年来，中国的改革从来没有按人们预料中的那样进行，它不是太过漫长，就是充满了意外。到后来，人们终于承认它是一场没有蓝图 的、试错式的改革。正如英国《金融时报》首席亚洲事务评论员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所观察到的，“30年的中国改革，并 没有超乎常人的计划，对经济成长目标的追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性质的，而且采取的是试错法。”

正是在试错的过程中，代价无处不在。而这一特征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30年来的中国企业演进，它们并不是什么必然的产物，所 有的企业走在一条十分独特的市场化道路上，其渐进的路径和速度至今仍充满了多变性。很多企业家的成功带有侥幸的成份。很多中国企业的变革至今没有结论，它 们的形成过程以及运行走向很难以一些常见的经济学概念来加以规范，也不能以最宽泛且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司运作机制或经济模型来加以对比。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被复制的。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 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吴晓波把这段 话摘出来，把它复制、粘贴了很多遍，做成这部企业史的封面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上，赫然印着这部书的名字——《激荡三十年》。

能源走廊的财富与诅咒zz

中国经济的重型化和重化工业的迅速发展，迅速改写了中国经济的区域版图，让具有丰富煤炭、石油资源的内蒙古，经济增长在过去五年高居中国各省之首，也让陕北的榆林，成为除西安外，陕西经济总量第一大市。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和社会代价更是巨大　　
　　
　　这是一条中国财富流动最快的走廊，这是一条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走廊。

　　36亿年前，这条走廊是地球上最原始的古陆之一，其间，沧海桑田，海陆变迁。1万年前，这里高原崛起。这就是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亿万年间，这里形成了世界上罕见的煤田。过去的几十年内，没有人意识到煤炭能成为这块贫瘠土地的财富象征。

　 　2月初，记者从陕北城市榆林出发，一直向北经神木到府谷，进入鄂尔多斯，走入这一条正在被外人熟悉的能源走廊——它的煤炭储量几乎占全国的40％。在这 条六百多公里长的走廊，沟壑中隐藏着一个个煤矿，如果不是路边林立的煤矿、煤化工厂的广告牌，没有人会想到乌金就在其中。

　　毋庸置疑，2003年之后的5年，是中国经济的黄金时代。飞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能源需求，导致中国的能源价格在过去5年内呈现飙升的局面。而榆林、鄂尔多斯这条能源走廊，就赶上了这股浪潮。

　　过去的5年内，这条走廊创造着一个个奇迹，丝毫没有停顿的迹象。
　　
　　淘矿热

　　如同19世纪初美国只有几百人的小渔村旧金山发现金子一样，美国西部的这场淘金热使无数个冒险家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

　　现在，榆林、鄂尔多斯的人们开始相信“人民币真可以从天上掉下来”。他们正迎来这片土地上的第二波财富热潮。只不过，这次不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第一波财富浪潮来时的羊绒，而是他们祖辈垒墙、垒猪圈的煤炭。

　　上个世纪80年代末，羊绒制品企业增多，羊毛短缺，为了争夺羊绒，整个鄂尔多斯、榆林卷入到一场羊绒大战之中，羊绒价格暴涨十倍以上，一些富有冒险精神的老百姓、供销社系统的人员甚至政府官员都获益匪浅。

　　然而，利益永远会让人们疯狂——羊绒贩子、普通老百姓拼命往羊绒中掺沙子、黄油，有时甚至对半掺假，鄂尔多斯一位当时参与羊绒倒卖的人士告诉记者，掺假羊绒当时把外商的机器都搞坏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羊绒大战后，整个中国的羊绒出口在5年内处于低谷。

　　羊绒大战后，历史的时针在这片土地上整整停滞了15年。这15年，这里的人们苦苦经营着他们的牲口、土地。过着和以往一样平静的生活。

　　2003年，平静生活再次被打破。

　 　不到1个月，消息已经从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扩展到了黄土高原上的榆林市，在过去两地之间要骑马走几天时间。一开始，所有人并不相信，人民币会眷顾他们。这 种想法随之被一连串的消息所打破。鄂尔多斯的民间担保机构的高利贷利息甚至达到了5分，钱源源不断涌到这些担保机构，进而流入到了煤矿市场，即使如此，普 通人没人意识到煤矿将会造福当地。

　　进入3月，春节的余波还未过，更快的致富途径在延伸——最先获得信息的榆林横山县人开始全县集资入股炒煤矿。财富的信息呈蝴蝶效应扩散着，几乎在半年之内，榆林乃至鄂尔多斯的人民都知道炒煤矿是来钱最快的。

　 　于是，和美国当年西部淘金一样，农民抛下了土地，工人们离开了工作岗位，公务员们离开了办公桌，即使大街上匆匆的行人也在谈论着煤矿。所有人奔向了银 行，将自己辛苦所得倾囊以集资入股的形式投向了煤矿。那些曾经只有14万且无人问津的煤矿，一夜之间飙升至七八千万甚至上亿元。

　　一位从榆林到鄂尔多斯发展的煤老板告诉记者，在当时，只要是煤矿，不管他的储量多少，只要拿到手倒手就能赚几千万元。以鄂尔多斯为例，2005年，它就有500多座煤矿，过去在高峰期曾达到过1900多座。

　　从2003年之后的5年，是冒险家的天堂。

　　在黄河岸边的榆林市府谷县，传奇人物“高乃子”成为无数梦想财富的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传说中，他因煤矿致富，是一个身家几十亿元的英雄。现在在这里，富翁不再以百万或者千万计算，而是以亿元计算。

　　鄂尔多斯温州商会会长黄学娇告诉记者，现在温州人纷纷来到鄂尔多斯，粗略估计有十多家在做煤矿。温州人的聪明加上这里的资源，马上搭建了一条财富快速通道。

　 　为了祈求能够安全生产、多赚钱，煤老板特别讲究风水，他们“对着煤窑窑口拼命磕头，额头都变成黑色的了”。每当一个煤矿开业的时候，矿主都会仔细选择日 子，为了图吉利，燃放数十万元鞭炮。更多的普通人则等着分钱——他们的耕地下面就是煤炭——有时每家甚至可以分到几百万元，“儿孙几辈子都花不完”。在记 者采访矿区沟壑中，不时看到诸如奔驰、奥迪这些高档小轿车出没。
　　
　　当财富成为现实

　　与两个世纪前，美国西部淘金运动导致加利福尼亚人口短短的几年内从12万猛增至30万一样，庞大的城市群也在中国的这条能源走廊上被迅速制造出来。

　　过去的五年，这条能源走廊上一夜之间富起的地方政府，甚至还没适应有钱的日子，就迎来了城市基础建设的高潮。

　　2006年7月，鄂尔多斯市政府将新的市政府搬迁到了原市政府所在地25公里之外的康巴什新区，之所以有此举，政府说这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2月下旬，记者看到，新区的各家单位已经入驻，更多的建设项目正在建设中。

　 　榆林市也在继续自己的城市建设步伐。榆林下属的县里，一个个崭新的县城拔地而起，一个个市政工程迅速落成。政府官员还在谋划着建设更多的高速公路、铁 路，“路通了，钱就来得更快”。“谁曾想到，2000年前，榆林连工资都发不起。”榆林市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复民感慨道。

　　2007年，榆林市的GDP达到了672.31亿元，增长20.1％，增速连续六年蝉联陕西第一，经济总量则由全省第五跃居第二位。而鄂尔多斯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保持在20％以上，2007年GDP甚至突破了1100亿元。这比2003年他们制定的计划整整提早了3年。

　　城市化和房价飙升，带来的一个最快捷的财富途径，就是房地产。来鄂尔多斯二十多年的温州人黄学娇，在先后做过服装、酒店等之后，就在最后瞅准了鄂尔多斯的地产市场。

　　在他的印象中，2003年之后，伴随着煤炭开采高潮的到来，鄂尔多斯的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了火爆的局面。以2007年为例，鄂尔多斯东胜区的房价逼近了每平方米5000元。“包头、呼和浩特都成了鄂尔多斯的郊区”。

　　同样的情景也在榆林上演着。2006年底，榆林市区的房价多层达到每平方米2800元，小高层均价达到每平方米3200元，几乎与西安相当，而一些区域甚至被炒到了5000元。

　　随着矿主们继续云集鄂尔多斯不断被发现有煤的乌审旗、鄂托克旗、杭锦旗，黄学娇也追至鄂托克旗、乌审旗投入2.8亿元开始盖商场。“能源开发了，人气肯定就旺。”黄学娇说。

　 　如同当年榆林市靖边、定边石油开采，各家各户炒地皮一样，在集资炒煤矿的疯狂过去之后，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矿主们，不再与“散户”们分享煤矿带来的财 富。这片土地上已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心浮气躁的人们，再次借助市政开发、新工业园区以及房地产的开发，开始疯狂地投入到“炒地皮”行当中。

　 　榆林市的韩立平(化名)就是炒地皮的一员。他告诉记者，他们都是直接和村里谈判，很多时候没有正规协议，只要手指向一片沙漠，就算买到了地皮。其中有的 一亩几万元就可以买到，而转手倒卖，就能赚几千甚至上万元。“当然，有正规协议的，有的可以达到60多万，甚至上百万元。”

　　“我们赌的就是工业园区在这片土地上开建。”韩立平说。
　　
　　资源的诅咒？

　　如同海湾国家陷入“石油的诅咒”一样，他们疯狂钻探油井，国家也富得流油，但是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坐吃山空。榆林和鄂尔多斯能够例外吗？

　　鄂尔多斯8.7万平方公里约有70％的面积含煤，而榆林市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复民则算了一笔账，榆林市的矿产资源总潜在价值在46万亿元人民币，“全榆林市的人民每人可以分得3118万元”。

　　丰富的资源，让可怕的浪费不断继续。鄂尔多斯伊泰集团纳林庙煤矿二号井副矿长张明亮告诉记者，以前他们煤矿的回采率只有30％左右，而且原有的三个矿井只有120万吨的生产能力。

　　2005年，鄂尔多斯市意识到要想资源服务年限长，必须提高煤炭回采率，整合地方煤矿，于是鄂尔多斯市提出“提高地方煤矿资源回采率三年攻坚战”。三年后，全市煤矿数目从500多家降低到了270多家。

　　张明亮说，在其他煤矿主还在观望的时候，他们就投入3.3亿元进行技术改造，将原有的三个小型煤矿整合成一个，回采率提高到了76％，生产能力也到了300万吨。“现在早把投入赚回来了”。

　　接受记者采访的官员都会提及“矿竭城衰”这样一个词语，他们甚至会举出铜川、阜新等地的例子。但是，在政府官员们看来，并不是榆林的地方煤炭企业把煤采光了，而是诸如神华这些中央企业。地方政府在他们面前，没有丝毫说话的权利。

　　但铜川、阜新等资源枯竭性城市的今天，还是让处在这块土地上的政府，试图改变以往单一依靠原煤产出的经济结构。

　　向上游，他们开始极力发展电力，向下游，则是煤化工。榆林市提出“三个转化”思路——煤向电、煤电向材料工业品、煤油气盐向化工产品的转化，不满足这些的鄂尔多斯在发展煤化工的同时，更是建设机械装备业制造基地，生产轿车。

　　虽然这些项目受到国家宏观政策越来越明显的影响，但地方政府的努力并没白费。

　　2007年，鄂尔多斯市共实施国内外项目47项，实际到位资金298.21亿元，实际利用外资额7亿美元，引进国内和国外资金数量均居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榆林则在去年引资104项，投资总额579亿元，引资535亿元。

　　煤化工发展更大的挑战，来自水资源缺乏的制约。榆林市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横山王圪堵水库，受国家政策影响始终没有能够开工建设，让榆林不悦。榆林不得不想更多的办法，黄河调水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黄河的水资源已经被沿线的各省份瓜分，黄河水首先要满足农业灌溉，是不是有工业用水指标，还不可知。

　　不管资源的诅咒是不是真的成立，至少，中国北部这个能源走廊那些干涸的河流、污浊的道路，不经意间出现的采空区，都是现实。那些赚了钱的矿主，已经不再将自己的子女留在这些地方，他们纷纷到西安、北京等地为子孙置业。他们或许意识到，后代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一车车“乌金”从陕西榆林被运往全国各地，创造出能源走廊的一个个财富奇迹　　曹海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