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来——一论“解放思想”

广东到底是广东。近代民主革命从这里发端，第一次改革开放从这里起步，南巡讲话的春风亦从这里吹遍全国。现在，新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到任伊始，即重新高举思想解放的大旗。继续用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让改革开放再上新台阶，无疑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最好纪念。
那么，新形势下我们该如何解放思想呢？
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是解放思想的首要急务。思想本来就是自由的，只要言者无罪，自然言无不尽。而一部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一旦言无不尽，人类的智慧就很容易充分涌流，就很容易导入社会治理之中，从而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保障。
思想天性自由，但现实有限，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科学理性和政治理性的统一，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和政治家的明智选择。负责任的公民应该理解这种选 择，与这种选择达成默契，学会对话、学会协商、学会妥协、学会合作、学会共赢。任何轻浮冒进都是要不得的，都可能导致新的曲折，不仅达不到我们要达到的目 标，反而使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难以巩固。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教训，我们应有足够的警惕。
因此，我们要自觉地把解放了的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去，统一到更好更快地发展上来。科学发展观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有着无限广阔的 空间。怎样的发展是不科学的？或者说怎样的发展才是科学的？这里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在以人为本已经上升为主导价值之当下中国，显而易见，这里的标准只能有 一个，那就是人的标准。凡是有利于人的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的发展，就是科学的发展；凡是不利于人的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的发展，就是不科学的发展；为什么发 展不能见物不见人？为什么发展必须见物更见人？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为了人的发展观，一切为了人的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的发 展观。用这样的标准去丈量，我们就不难发现，有哪些阻挠科学发展的陈腐观念需要破除？有哪些见物不见人，限制人的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的体制机制需要变 革？……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并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也才能真正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要这样去思想解放，领导干部带不带头最关键。无可否认，现在不少领导干部不是心里不清楚、不明白，而是揣着“聪明”装糊涂。他们把保住既得利益看作自己的 主要使命甚至是惟一使命。只要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思想要多“解放”就多“解放”，甚至不惜挑战党纪国法；只要不利于自己利益的，思想要多保守就多保守。改 革就是要制约他们的权力，剥夺他们不合法的利益，使他们真正成为“公仆”，只能做有利于人的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的事，而根本不能做不利于人的普遍自由和幸 福的事。实际上，人民群众的思想和实践从来都是很解放的，他们没有不希望自由和幸福的，没有不希望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没有不关心自己的权益的。从 这个角度讲，思想解放的最大阻力显然只会来自既得利益者而不是人民群众。
有阻力就有风险，这就需要克服“求稳怕乱”的思想，树立敢为人先的理念，拿出“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正如任仲夷所言：“稳定压倒一切，但不去解决矛盾， 矛盾最后就会压倒稳定。”思想解放从来不可能一帆风顺，但作为改革者，就应该不惧风险，以天下为己任。从改革初期习仲勋的主动请缨、袁庚“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的呐喊、吴南生“杀头就杀我吧”的豪言、任仲夷悲壮坚定的 “冒死挺进”，再到广东新领导班子的义无反顾，我们看到了一代又一代改革者执政为民的坚定信念，看到了广东的希望、中国的希望！
土地已经开化，河流已经解冻，让我们拥抱思想解放那万紫千红的春天吧！

刘军宁：上品下品——为什么政治家的职责不在求知天道？

孔子：前几天，饭后没事，我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一则报道说，儒门红颜于丹到日本去宣传《论语》，受到日本首相福田先生接见，并获回赠一幅汉字书法作品。 老子：我从不看新闻联播。不过，这是件好事。能输出思想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大国。这起码可以缓解一下中国对外思想贸易的长期逆差。 孔子：儒学能够再次走出中国，我当然感到高兴。但是这幅书法作品却让我有种被恶搞的感觉。您知道作品上是什么吗？上面只有一个赫然大字：“道”！最高兴的应该是您老人家才对。真是，道亦反动，明明要宣传的是儒学，结果却落到“道”上。 老子：你是说他们阴谋恶搞你？你不至于为这点事想不开吧。再说，也许是你“朝闻道夕死可也”的求道精神，给日本朋友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他们才送儒家一个“道”字。这不是求道得道吗？这还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当今中土最有影响的儒学刊物，好像叫《原道》。归根结底，新儒学也离不开一个“道”字。想想也是，各家各派，谁又能超越天道？有人说，中国思想传统，用一个字来概括是“道”，用两个字来概括是“天道”，我看有些道理。我个人没有门户，也就更没有门户之见。我们俩都是求知天道者。 孔子：这倒是。我和我们儒门最追求的是：人能闻道，邦能有道。你讲的那个《原道》，我也注意到了，还是挺喜欢的。可是，概括儒学，不用道，用什么呢？不原道，又原什么呢？真是个难题。言归正传，上次谈完，我回去又琢磨了一番您的道亦反动论，越想越是这个道理。我自己也早就注意到“欲速则不达”的现象。人们常常只看到事物阳光下的一面，但是您不仅能看到阳光下的一面，而且能看到背光阴影中的一面。您根据对天道的不同态度，把人分成不同的品级。我很赞成。我也根据人对天道的不同悟性和学习态度，把人分成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等四个品级。 老子：虽然人与人之间在天道面前是一律平等的，都是天道的造物，但是人与人对天道的认知能力和态度却各有千秋。你与我的分类各有侧重。你的分类更适用于探求与学习天道的人。而我的分类只适用于在公共事务领域中实践天道的人。　　孔子：我是教育家，当然关心求（知天）道、传（授天）道的问题。您是体制内出身，当然更关心政治。请问天子君王能算是上品的政治家吗？　　老子：上中下三品之分，不是就政治等级或权力大小而言，而是就其信奉并躬行天道的程度高低而言。上品的政治人士有两个标准：懂道，从道。前者与天赋有关，后者与品性有关。下品之士并非是指稗官小吏，而是指那些狂妄而无知的统治者。他们甚至可能往往居于权力阶梯的顶端，甚至是暴君与僭主。把他们归入下品，不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少，位置低，而是因为他们表现出对天道的极端傲慢与狂妄，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太大，并且在使用权力时常常置天道于不顾。这种政治家常常冒充救星，冒充上帝敢为天下（恶行）之先，集虎（的凶狂）性、猴（子的猥琐）性与鼠（的自卑）性于一身，色厉内荏，当然是下品。　　孔子：我对各级官员的选贤与能考虑较多。对最高统治者怎么产生，没去多想。总觉得那是听天由命的事。由上品的政治家来执政，那当然再好不过了。可是，上品的政治家如何产生呢？若是他们都自夸是上品的政治家那怎么办？让谁来判断谁是上品的政治家？　　老子：很简单，让民众来选择决定谁是上品的政治家。让那些敢于自夸自己是上品政治家的人都站出来排排队，说说自己的主张，互相辩驳，然后让民众来挑选、评判、更换。根本的选贤与能，不是侯王选官员，而是民众选最高执政官和立法者。别把天子侯王看得太神圣、高大了。据我近距离看，他们都是凡人，比凡人还烦。　　孔子：您是说用民主政治的办法来挑选、鉴别谁是上品领导人？在我们当时那个时代还没有这个条件。现在应该可以实行了。我看大多数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都治理得井井有条，鲜有动乱。　　老子：是的。民主政治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了。只是一些国家还在抗拒，甚至还是下品政治家当道。在我的心目中，理想政体之下，执政者应该是对天道恳恳信奉、勤勤躬行的上品政治家。民主政治的好处之一，就是下品的政治家最难得逞。　　孔子：您主张政治家的职责是躬行天道，那么，谁来探索天道呢？我一向主张知行合一。即使在政治家那里，对天道的求知与躬行能分得开吗？学者不能只知不行，政治家能只行而不求知吗？　　老子：知行不二的标准适用于日常的个人，而且应该是自觉遵守的准则。具体到政治家，按照社会分工，其职责是躬行天道，而不去把自己闭关在象牙塔里探索天道。他可以把知（道）作为业余爱好，但这不是他的正差。如果一个社会中，权力最大的人最有学问，最有思想，掌握的真理最多最大，那里的老百姓有祸了！　　孔子：您的说法我很不解。我一直期待出现这样博学、贤明的人君。这样的人君，五百年能出一个，那都是幸运。政治家有思想、有学问，那多好？他掌握的真理多，不就意味着他犯的错误少吗？　　老子：这样的政治家，真货我还一个没有见过，只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才有。假货我见了无数。他们都是用强权和手中的舆论工具，迫使民众为他作颂歌，把他自己歌颂成最有思想、最掌握真理的统治者。这种伪上品的政治家正是最下品的政治家。如果一个统治者认为自己掌握的真理最多，他必然一切要定于一尊。只有通过他嘴里说出来的才是惟一正确的。他是真理的惟一拥有者和裁决者。这样，民间人士探索真理、探索天道的权利就被剥夺了。这样的邦怎能有道？天道的惩罚也就随之而来了。这方面的例子还少吗？几千年来国人因追随伪上品政治家而遭受的惩罚还小吗？　　孔子：国人吃了那么多的苦头是有其必然的原因。伪上品者是很可恶，上天要是能更仁慈就好了。可是，您主张政治家以躬行天道为主？那么，谁来负责求知天道呢？　　老子：政治家的职责是闻道后行道。求知天道是先知的事情，是学者的事，是民众的事，是民间大学、思想库的事。你看，上品的政治家广开言路，开门揖道，而下品的政治家堵塞言路，闭门拒道。政治家要想多闻天道，仅靠自己，靠门卿、食客是不够的，还是必须有社会上关于天道的独立的探索研究。这就需要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就像现在写入许多国家的宪法条文里的那样。当然，广开言路，不能靠政治家，要靠制度。　　孔子：请问谁是先知？　　老子：你就是先知啊！当然我也是。有天道，得道就有先后，也就必有先知。这个题目我们以后可以专门讨论。　　孔子：我一直期待听您谈先知。您如何看待体制内庞大的研究力量？如果他们研究得好，还需要社会上的求道者去操心吗？　　老子：我只问你，你仲尼老弟这样的人会在南书房行走中产生吗？我若不辞去国家档案馆一把手的职务，敢写《道德经》吗？南书房里的人不论进去之前学问多大，最终免不了曲学以阿君。无怪乎在犹太教的传统中宫廷先知是伪先知的同义词。所以，宫廷里面的研究力量不论多强大，经费不论多充裕，永远也出不了你我这样的人。因为，用你的话说，真正的先知只从道，不从君。我们只服从天道，而伪先知只服从侯王。我们只在天道之下，他们只在君王之下。 天道章句之四十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
　　上品的政治人士听到天道，恳恳信奉，勤勤躬行；中品的政治人士听闻天道，心有疑虑，行也不决；下品的政治人士听说天道，嗤之以鼻，贻之以笑。其实，不被嘲笑，那必不是天道。因此古时的先知说得好：　　立志奉行天道的上品执政者，要想找到明道，就要意识到它常常在幽暗处；要想不断前进，就要直面曲折甚至以退为进；要想走上坦途，就要应对种种崎岖坎坷；要想提升德行，就要虚怀若深谷；要追求清白的声誉，就要面对种种的非议；要具有博大的胸怀，就要对民众宽厚包容；要树立良好的风尚，就要在教化上低调无为；要追求纯真的崇高，就要容忍民众自乐其俗。　　你看那：　　至方的大地，反而看不到边棱；　　至大的珍器，反而要慢工做成；　　至美的宫商，反而听似天籁无声；　　至大的天象，反而不见其迹其形。　　做卓越政治家的道理也是如此：　　不要刚蛮，不求速成，不作自吹，不贪天道之功！　　所以，要记住：　　天道虽至大且无名状，但却唯有天道，而不是统治者，才养育、成就万物！来源:www.infzm.com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lumn/zljj/200802/t20080227_38553.shtml

叶檀：只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才能根治通胀

今年1月份的CPI毫无悬念地被钉在7%以上，同样毫无悬念，防通胀将成为近期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所以，从紧的货币政策不会变。 应该防止通胀与如何防止通胀是两码事，但我们一直在用应该防止通胀的阐述来回答如何防止通胀的问题，似乎一说防止通胀就是加息，就是实行信贷管制，就是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笔者认为中国应该防止通胀，但防止通胀的手段既不是加息，也不是紧缩信贷，而是加快汇率的市场化步伐，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通胀的根源在于资源配置低效，导致货币增加速度快过财富增长速度，直接表现就是货币购买力下降。 目前美元与人民币购买力均出现下降趋势，出现国际国内双通胀的态势。美元疲软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过高，预计今年的铁矿石还将涨价60%以上，这绝不是中国关起门来就可以自己控制的：毕竟成本消化有个限度，而中国企业对于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能力聊胜于无，也只能用“在增长的过程中”来自我安慰。 要提高外汇的使用效率，前提条件有二：第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这是医治输入型通胀的良方；第二，由市场人士进行国际市场博弈，实现外汇投资的保值增值。 人民币升值可以减少今年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有助于人民币回到5%以下的控制区间。要解决输入型通胀，关键在于让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汇率，进而使人民币成为世界主要货币，中国的商品交易市场拥有国际地位，否则，抢夺定价权就是纸上谈兵。目前人民币升值是国际市场压力的反应，其实是国际市场基于中国出口产品也就是人民币购买力平价的预测。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制造企业的高效率生产出的大量财富，推动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重新估值。 许多人为了反对国际资金的阴谋而反对汇率市场化，为了反对国际资金逐利，而情愿作茧自缚，让自己的市场永远冰封，不能说是明智之举；另一方面，为了降低升值压力，政府在没有市场通行的风险监管机制的条件下，让国内习惯了垄断的国有公司在国际市场四处放款，其结果就是中投公司投资黑石损失过半。如此低效的投资，必然会反过来增加国内通胀的压力。让国内最具有投资意识与风险意识的市场人士为主，参与国外市场博弈，对减少投资与通胀双重风险至关重要。 与美元购买力下降对应，国内人民币购买力持续下降。这说明，人民币的增加速度远远超过了财富的增长速度，有关部门在向人民币的主要使用者征收通胀税，有论者将目前的货币紧缩政策治理通胀，称为以减少的人民币刺激母猪的交配行为。话很尖刻，但说明了一个道理，无论是紧缩还是扩张，货币政策并不是促进财富增长的有效武器，有效的资金配置方式才是。 虽经央行这位勤快的抽水员大力回抽流动性，但他们既没有解决流动性难题，也没有解决金融资源的配置低效问题。2008年1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1.7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4%。1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28.67万亿元，同比增长17.53%。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6.97万亿元，同比增长16.74%，增幅比上年末高0.64个百分点，以8036亿元创下单月历史新高。 一方面货币流动性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各企业对于信贷争夺已到白热化阶段，一些人因此呼吁紧缩货币，再次钻进头痛医头的治理怪圈。 紧缩政策能够改变中国促成流动性过剩的基础货币发行体制吗？能够减少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所形成的货币乘数效应吗？如果都不能，我们凭什么相信只要货币紧缩就能将通胀消泯于无形？以往的行政性紧缩带来的不仅是通胀率的下降，还有经济的巨大跌宕，难道我们现在还有必要用这样的手段粗暴地让中国经济回到从前吗？事实上，信贷紧缩已经导致中国市场化的堡垒——温州等地出现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自行退出的情况。而资本市场的下挫，可能使那些热心于投资获利的大型企业不得不亮出皇帝新装的本质，更可怕的是，目前无论是债券还是金融、资本市场，金融资源几乎是毫无节制地流向大型国企。 这些企业创造出的财富无法与享用的资源匹配，事实上，中国此轮通胀的原因是为此前金融机构与国有企业埋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教授在回忆录中提及，1980年代访问中国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与国企管理者交谈，他们急于市场化，却不愿意将管理权交给市场，他因此而担心市场与资源配置的低效。二十多年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来源:www.infzm.com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lumn/zljj/200802/t20080227_3865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