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部分摘录）

　杨小凯教授在最近的一个讲座中提出了后发劣势的观点,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 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 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 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并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在杨小凯、Jeffrey Sachs和胡永泰合作的另外的一篇论文中则提出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并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很成功，但是由于没有 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而俄国虽然目前看起来在改革方面比中国失败，但由于他们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所以俄国的成就将来会超过中国。在同一篇文章 中，他们也把法国为何在19世纪时落后于英国，苏联为何在1930、1940年代经济发展快后来发展慢，日本为何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现在出现金融危机等 都归咎于法、俄、日等没有或没有完全实行英、美的宪政体制。本人不敢苟同上述观点，基于真理越辩越明的精神，提出几点商榷。文章的结构如下：首先探讨后发 优势的来源；其次，讨论一个后发国家是否必须先完成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能取得经济的长期增长；第三，辨析英、美的宪政体制是否就是最优的制度；第 四，讨论经济转型的模式和绩效；最后，是一个简单的总结。

I.技术创新和后发优势
I.1经济增长的因素
　 　从技术的层面来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决定于三方面的条件。首先是生产要素，如果各种生产要素都增加，总产量、经济水平当然提高；其次是产业结构，给定生产 要素，如果将这些生产要素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转移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经济总体水平也会提高，尽管要素总量并没有增加；第三是技术创新。给定生产要 素、产业结构，如果技术创新，经济水平同样可以提高。
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其中土地，在十八、十九世纪，有些国家可以通过殖民地而增加供给，但对二十一世纪的国家而言，国土面积可 以说是外生给定的。对于劳动力而言，劳动力会增长，但增长速度亦相当有限，受到人口增长速度的限制。劳动力增长最快的国家其增长率不过是2%～2.5%， 很少达到3%，许多国家维持零增长，这方面国与国间差异不大。差异比较大的通常是资本积累，一个国家资本积累可以非常快，每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0%或 更高；而有些，如一些非洲国家，则不但没有资本积累，甚至因为折旧而呈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1999年的数据，发达国家的平均的资本积累率在20%左右， 有些发展中国家，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则在40%的水平，它们之间差距很大。所以就生产要素而言，最关键的是资本积累的速度。
　　在上述三种主要条 件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前面两者都决定于后者。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如果技术不创新，资本不断积累，就会碰到投资报酬递减，资本的回报和积累的 意愿就越来越低。所以，除非保持一个很快的技术创新速度，否则就不会有一个很高的资本积累。从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新技术，就不会有新的、附加价 值比较高的产品、产业。工业革命以后，新产业不断出现，这是新技术的结果。比如纺织业是原来有的产业，因为有技术变迁，机械化生产比手工生产效率更高，如 果把资本、劳动力转移到机械化生产上来，附加值就比较高。又如后来出现的机械制造业、化工产业、汽车制造业、航天产业和信息产业，都是新技术的结果。因 此，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变迁的可能性，相当大程度决定于其技术变迁的可能性。所以，要判断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个国 家、社会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有多大。

I.2技术创新的成本
　　“技术创新”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来源可以不一样。最发达的国家，其企业在生产上所用的技术已在最高的水平，它的技术创新就只能来自于新的技术发 明（invention），不投入资金、人力去从事研究和开发（R&D）发明新技术，它就不可能有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可以和发达国家一样， 投入非常多的资金、人力来研发新技术以取得技术创新；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从比自己发达的国家引进已有的，但比自己现在用新的、好的 技术来达到技术“创新”。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可以有两种选择，发明或引进，到底那种方式好，这要看哪一种方式成本比较低，收益比较大。
　 　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没办法解决，要从经验上来看。新技术发明一般投入非常大、风险也非常大。比如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2000财务年度，IBM在研发 上投资43.45亿美元，摩托罗拉44.37多亿美元 ，Intel是38.97亿美元；还比如医药技术投资也非常大，Merck在2000财务年度研发投资23.44亿美元。而且投资成功率并不高。研究表明 95%的研发项目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只有5%的项目最后成为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而且申请专利以后的技术并不都有商业价值，很多最后束之高阁，没有投入使 用。这是因为：有些新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消费者不一定喜欢。最有名的公司也常发生这种情形，比如IBM最早的个人计算机用的是微软的DOS操作系统，后 来升级为OS操作系统，但微软出了Window系统更受市场欢迎，IBM也就放弃了自己的OS系统，改用Window系统。另外，前几年IBM的手提计算 机附有一个手写板，不受市场欢迎，后来新出的手提计算机就没有这个附件了。根据一些研究，申请专利的技术十项中有一、两项，最终投入商业生产，给公司带来 回报，另外80%-90%束之高阁。这说明新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成本很高、风险非常大。如果项目研究成功、申请了专利、且具有商业价值，很可能会有全世界的 市场，而且专利技术20年左右的保护期，基本可以保证其垄断地位，这样，确实会有相当大的市场回报率。但是将所有研发投入、包括 95%的研发失败率、申请专利成功后80%以上市场失败率全部计算进去，整个最新技术的研发投资巨大，风险很高，而且回报率低。
如果发展中国家也 用自己发明的方式来取得技术创新，那么也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花同样高的成本和面对同样的风险。但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存在技术差距，通过技术模 仿、引进来获得技术创新，很多技术模仿、引进不需要花费成本，因为超过专利保护期的技术引进根本不需要购买成本。在引进技术中，成本最高的是购买专利。研 究表明，总的来讲，购买的成本大约相当新技术发明成本的1/3。尽管所付的钱是发明成本的1/3，与发达国家发明成本相比，由于就最发达国家而言，如果不 付出99%的失败成本，就不会得到那1%的成功；而对于靠引进来取得技术创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付大约该项技术发明成本的1/3，而且，引进的一定是 成功的技术，可以避免发达国家所要面对的99%的失败。这样，靠引进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和发达国家的 这个差距，进行快速技术变迁。技术变迁越快，资本积累回报率就越高，从而资本积累就越快；技术变迁越快，新的、附加值较高的生产环节或产业部门就出现得越 快，这个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变迁就越快。所以，从技术的层面来说，发展中国家有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的潜力。

I.3后发优势
　　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
　 　二战后东亚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被称为“东亚奇迹”。首先日本，接着亚洲“四条小龙”，基本上维持了三、四十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增长。在缩 小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几项新技术是这些经济发明的，这些经济的技术创新主要靠引进国外技术，然后在生产过程中加以改良， 凭此维持了相当快速的经济发展。
对比我国在1978年底的改革前和改革后的情形也是如此。在1978年前，我国的技术创新基本上靠的是自力更生，试图“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在最尖端 的技术、产业方面与欧美竞争，但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人民生活的水平提高很慢，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没有缩小。相反的情形，改革以后二十多年来经济发展的 速度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相当大的原因并非在高精尖产业的国际竞争中我国取得突破，而主要是通过引进国外技术、管理获得很快的发展。
　　“后发 优势”之所以对我国很重要，是因为即使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很大。1999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780 美元，在世界排名第140位，仅为同年美国人均GNP30，600美元的四十分之一，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同年达3，291美元，也只是美国人均 GNP的10.7%。两个国家人均GNP的差距是衡量两国技术差距很好的指标，（除了少数几个石油大国之外，发达国家不可能使用落后的技术。）我国与发达 国家收入差距相当大，就代表技术差距相当大，利用这个技术差距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力也就非常大。
　　包括我在内，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都承认“后发优势”，而且正因为“后发优势”的存在，我们才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有很大的信心。

II.1何谓后发劣势
　 　杨教授在前言中提到的演讲和论文中（以下简称《杨文》）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即后发国家其实是有劣势，而不是有优势。他首先认为两个国家发展水平差异的 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差异。比较十九世纪的英、法两国，他认为法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英国是发达国家。按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GDP，1820年法 国人均1200美元、英国人均1700美元。他认为法国和英国最大的差距是制度的差距，因为英国从光荣革命之后，已经实现了宪政体制，而法国在传统的中央 集权的制度之下，经过法国大革命、拿破仑革命等等，仍没有完成宪政制度改革。他认为英、法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实际上是制度差距造成。
　　发展中 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既存在制度差距，也存在技术差距。《杨文》认为，技术模仿比较容易，制度模仿是很困难的，后发国家会从比较容易的技术模仿开始做起，把 比较难的制度模仿放在后面。这样，“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设置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
　　《杨文》认为，最优的制度是英、美式的对国家权力有一个制衡的共和宪政体制， 如果没有共和宪政体制来制衡国家的权力，少数政治精英就会滥用国家的权力，产生国家机会主义，使发展的果实落到少数政治精英手中，经济发展就会失败。
　　《杨文》认为苏联从1929年推行了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后，模仿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体系，而使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中国在1949年以后也是如此。后来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形成了国家的机会主义。
　 　《杨文》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也没有进行彻底的宪政体制改革，天皇仍保持了相当大的权力，所以才可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也把日本1990年代 以来经济上的困难归罪于宪政改革不彻底，认为日本虽然学习西方，但制度上学习不彻底，如银企关系、企业之间关系仍存在不少东方模式，所以银行给企业贷款， 形成了大量呆坏帐，造成了整体经济的困境。
　　《杨文》试图用以上例子说明，如果一个国家只进行技术模仿，而不进行宪政改革，且不是改成英、美式 的共和宪政体制，终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而失败。因此，不能从短期成功，来判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是成功的。《杨文》认为英国的发展途径是最理想的途径，从光荣 革命开始，形成议会与国王的权力制衡，而有了共和制。这样，对国王权力有限制，对私有产权有保护，然后才会出现工业革命，经济的发展才会那么快。《杨文》 认为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对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成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制度，一个后发国家要获得技术上模仿上的后发优势，必须先做个学习成功制 度的好学生。逆其道而行是不可以的，比如先发展经济，再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必然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而致长期经济发展的失败。

IV.发展战略、后发优势、后发劣势、和改革的途径
IV.1 发展战略，后发优势与劣势
　 　如本文第1节所论，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既然后发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而具有后发优势，为何从二次世界大以来，真正 利用了这个优势，加速经济发展而缩小或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仅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后发国家，经济发展还是困难重重。其原因其实在于政府所采行的发 展战略。
　　发展中国家一般说来，资金相对稀缺而相对昂贵，劳动力相对丰富而相对便宜，这就决定了这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 业。如果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不符合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这个产业中的企业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产品不会有竞争力，只有靠国家的保护才能生存。如 果企业数量少，也许可以用税收的方式进行补贴。但是发展中国家要优先发展的往往不只是一个企业，而是整个产业部门。比如重工业部门，要制钢、要机械制造 等。靠财政税收来补贴力不从心，就只好以政策扭曲各种价格信号，由行政力量直接配置各种有限的资源到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并抑制非优先发展产业的发展。在这 种赶超战略下，不管是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是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机制都将被抑制，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企业没有积极性改进生产，整个 经济效率很低。而且，在市场经济国家或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必然会出现寻租，预算软约束，裙带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均， 宏观经济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 其结果是不但没有发挥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而且还会出现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
　　由于一个经济的产业 结构内生决定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如果一个发展中经济要想提高其产业结构，必须先提高其要素禀赋结构。所谓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就是增加经济中每个劳 动力的资本拥有量。资本来自于剩余、积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诱导其企业比较好地按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 则每个企业都会有“自生能力，”也就是 “只要有正常的管理，不需要任何外部的补贴，就预期可以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率。” 这样的经济总的来讲，在竞争的市场中会最有竞争力，占有的市场份额最大，创造的剩余、积累就最多，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就会最快。当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产 业也要随之升级，按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引进技术，其引进成本和学习成本都会最低，这样也就能够真正发挥后发优势。
　　如《杨文》所言，日本、亚洲四 小龙等并未完成宪政改革，但他们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了它们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所以实现了后发优势，在发展水平上赶上或大幅度 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对于那些违背比较优势，想在产业、技术上赶超的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已经实行了宪政体制的印度或未实行宪政体制改革的苏联、东 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或中南美洲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有的甚至还扩大了。

V.结束语
　　在这篇文章中，我通过对《杨文》提 出的后发劣势观点的讨论，探讨了一个后发国家如何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赶上或缩小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差距。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 看，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 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 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 实现后发优势，而且，还将有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可惜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精英不知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其实是内生决定于这个 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直接定位在产业、技术向发达国家的赶超，使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遭遇种种困难。
　　一个后发国家虽然不必 先进行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能成功地发展经济，但并不是一个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不必进行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像马克思主义和新制度 经济学派所主张的那样，经济发展了，经济基础变了，要素的相对价格改变，市场交易的密度和复杂程度提高了，上层建筑也必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展，这样 上层建筑才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以法治为基础，界定各经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保证投资、生产、交易的自 由，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力量对比，在一个后发国家远大于在一个发达国家，一个后发国家的政府只有确立了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 的战略思想才能确立和尊重上述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也才能利用后发优势在较短的时间里赶上发达国家。

中国经验的林氏解读

●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是能否制定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对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政府政策的合适与否决定了这些国家发展绩效的好坏。

●制度是内生的，不存在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绝对优越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安排的有效性都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成立。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言，是否相信比较优势理论，是衡量经济学家与非经济学家的标准。以此衡量，林毅夫是100％的经济学家——在中国，他被称为“林比较”——从1988年的一页提纲开始，20年来，他一直从比较优势角度来分析发展和转轨。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是能否制定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一国如果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按照其要素禀赋——也就是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富程度——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该经济中的企业在 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会具有自生能力，经济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多的剩余，资本积累的速度会最快，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水平就能够得到最快速的提 升。
利用比较优势，就会有后发优势——由于存在技术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模仿或购买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避免为技术创新支付昂贵代价——技术变迁的速度就会比较快，实现追赶，从而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之所以持续30年高速增长，正是由于中国根据自身比较优势，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起步，在积累了资金、人力和资本后，再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同时以渐进的方式完善市场经济体系，让价格发挥作用，使中国企业可以在竞争中形成自生能力。
在其分析中，林毅夫认为对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政府政策的合适与否决定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发展绩效的好 坏。而在中国目前处于转轨的阶段，对市场、对产权制度的许多干预和扭曲是一种内生的经济现象，在造成这种内生现象的外生原因未解决前，简单的市场自由化和 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未能解决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相关的问题，而且，私有化以后政府给企业的保护和补贴可能还会增多。
让他高兴的是，十多年前他主张这一点看法时还只是理论的推论，2002年世界银行出的一本关于苏联东欧转轨10年经验总结的报告中，有大量的经验实证资料支持了他的看法，苏东政府在推行休克疗法以后，给这些私有化企业的保护补贴果然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是增加了。
正是上述对市场和产权的看法，使他区别于诸多经济学家。批评者认为他过于强调政府作用，忽视了市场经济中基本制度建设的重要。
“建立完善的市场制度和赶上发达国家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中国目前确实还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传统计划体制和完善的市场制度之间以及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不是一步可跨过的鸿沟，总的来讲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国的转型和发展是全世界做得最好、最成功的，为什么我 们自己不能承认这一点呢？如果不能看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放弃了从中国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中去总结出新的理论，对发展和转型经济学作出贡献的机会。”对于批 评，林毅夫坦率回应。
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有两重含义：其一，制度是有影响的；其二，制度是内生的，也就是不存在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绝对优越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安排的有效 性都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成立的。“许多人忘记了第二层含义，而把某些制度安排的优越性绝对化了。”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层涵义，他不认为存在一个可以使一个转轨经济，一步抵达理想的市场经济彼岸的简单制度变革。制度内生于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国所选择 的渐进式改革路径，采取许多中间的制度安排，分几步跳过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鸿沟”，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林的解释，基于他对中国现实的研究。二十多年来，从博士论文选择中国农业改革为题，到研究三年自然灾害，再到乡镇企业、国企改革、宏观经济、金融，中国改革各阶段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的研究主题。
西方对中国的理解，一直带着复杂的情绪。台湾经济学家霍德明在2007年这样写道：“从中国过去近30年改革的过程看来，宏观经济的改革曾经遭受大多数西 方学者的质疑，起初质疑数据的真实性，后来质疑制度的局限性,90年代质疑增长的持久性，最近这些年又质疑创新的不足与环境的牺牲。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 国，要挑它的毛病太容易，认真提出有效的药方不容易。”霍在2006年成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全职教授。“来到大陆之后，我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理解更 深了，这里有太多无法简单以西方经验和理论解释的现象。”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经验到底是什么？有许多解释，林毅夫的解释是有代表性的一种。但还没 有共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肖耿说。
1994年，林毅夫与他人合著了《中国的奇迹》一书，被译成多国文字，从那时开始，在国际上，他被视为中国经验最主要的解释者、热情而坚定的辩护者之一。
这或许是世界银行选择林毅夫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在世行170多个受援国中，中国的执行能力排在第一位。虽然渐进式改革路径并不完全符合世行口味，但对于这 个以减贫和发展为宗旨的国际机构而言，中国是减少贫困的优等生，它的经验，应该可以为更多国家借鉴。“主义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解决问题。”林毅夫说。

杨小凯对林毅夫的回应

首先我们感谢林毅夫对我们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下称《宪政》）一文的认真批评。林文指称，《宪政》）一文认为后发国家应由难而易，先完成较难的制度 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我们的文章并不讨论应该做什幺不应该做什幺的价值判断问题，我们只是分析为什幺宪政转型与经济改革同时在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发生， 在台湾、南韩发生（这两个地区小，对国际竞争压力敏感，没有中国那样的自我中心包袱），为什幺在1990年代的俄国发生（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的潜力已耗 尽），而为什幺不在清朝和当前的中国发生（还有技术模仿和工业化模仿的潜力，自我中心，骄傲自大的包袱太重，对国际竞争压力相对不敏感）。我们一直认为日 本明治维新是宪政转型与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的一个成功的震汤疗法（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实行了政党自由、议会自由选举，及不搞国有企业）。而日本二战中侵略 中国及以后的问题都与宪政改革不彻底，留下一些官商勾结，财阀制度有关。
我们并不同意林毅夫用资源和投资解释经济增长的投资和资源决定论。最近的大量经验研究（Charles Jones, 1995, JPE, QJE）已证明，经济发展绩效与投资率及R&D的规模没有单调正关系。大量经验研究也证明，各国贸易模式只有大约50%与资源比较优势理论一致 （Trefler,1995,1996）。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劳动分工的演进，这一演进是由交易效率决定，而宪政制度是减少国家机会主义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 的关键。林文强调渐进经济改革的好处，我们认为一个独立的学者要研究渐进改革中的两难冲突。在《宪政》一文中我们指出渐进改革有赎买特权阶层减少推动改革 阻力的好处，但是也有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及造成不公增加社会下层人民反对改革的阻力的坏处。独立的学者不但要研究没有宪政转型的经济改革的长处，也要研 究它的教训。例如伊朗巴列维改革，20世纪初俄国斯托雷平改革，清末洋务运动的经济表现都不比中国今天的经济改革差，但这些改革都因为宪政改革的滞后造成 社会不公，激起下层人民的革命。如果中国的经济学者不全面总结渐进改革的经验教训，而只是一味鼓吹渐进改革的好处，在独立的国际学术界眼中，他们就会被视 为当政者政治宣传的工具。中国的宪政改革的滞后造成了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的制度化。这是国际学术界，及中国领导人都有共识的。□□□提出反腐败要从制度上 反，否则腐败越反越多，朱熔基认为将干部贪污洗钱、资本外逃去掉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1%，这都间接承认了中国政治制度落后造成的制度性腐败的问题。 我们并不需要很多研究来证实这一点，只要到中国去看一看，并且有一点起码的良心，就不难证实中国宪政改革的落后的确造成了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只 要看看各省级机关0字头车牌的汽车过所有路卡不交费，甚至可以违反交通规则而没有员警敢追究，就不难看出中国今天的制度化腐败已严重到何种程度！林文强调 技术模仿的重要性，我们对此并不反对。但是我们要提醒读者注意，日本明治维新后制度模仿和技术模仿并重，且以做个学习先进制度的好学生为荣，他们以尊重专 利，以保护私人知识产权和私人企业剩余权为本，因而私人企业家有足够激励购买和利用发达国的技术，在一百年中终于成为技术大国。而中国一直想利用科技奖励 条例，废除专利制，反对私人企业制度的办法，靠偷窃技术来模仿。改革开放后重建专利制度，但却用限制私人企业的办法强迫外资用技术换中国政府的垄断性市 场。这种模仿技术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与南韩、日本学习先进制度限制国家机会主义行为比较起来，效果要差很多。
林文用印度做例子说明宪政改革不是成功的经济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我们完全不同意这种分析。印度是个自然条件极差的国家。由于年降雨量极少且极不稳定， 19世纪前，印度经常因为干旱发生饿死几百万人的大规模饥荒。英国殖民印度前，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低得多（印度人在大街上仍可以当街拉尿），印度独 立后由于实行了宪政体制，虽然经济发展表现不佳，但却再没有发生大规模饥荒（对印度经济史研究的最近综述，见Ahluwalia, 2002, Roym2002）。而中国的自然条件比印度好得多，但却于风调雨顺的1959年发生中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连刘少奇都痛心疾首 “人相食，你（毛泽东）我是要上史书的！”从每个人生命都无价这一点而言，中印这一比较就说明宪政体制和专制体制在经济发展上的优劣。诺奖得主Sen指出 印度和中国在大饥荒上的差别正是因为政治制度差别造成的，因为大多数大饥荒都不仅仅是食物短缺引起，而是歧视性的政治制度引起。印度1949年独立后废止 英国人的自由贸易制度，推行自给自足，学习苏联搞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发展很多国营企业，限制自由市场和私人企业在发展中的作用。印度比中国迟十年左右才 改革这套苏联式发展战略，因此印度经济发展与中国的差距并不是宪政体制造成，而是苏联式的发展战略造成。以印度的自然和社会发展条件，如果没有宪政体制， 印度今天一定是内乱，种族冲突不断，大规模饥荒不断的国家。我们在《宪政》一文中指出后发国家有可能用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的方法在没有宪政秩序条件下发 展，这似乎与林文中关于宪政制度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观点一致。但是我们要强调，长期而言，没有宪政制度，经济发展和贸易的好处会被用来巩固专制制度， 阻碍长期经济发展。最近Acemoglu, Johnson, 和 Robinson（2002）用大量史实和经验证据说明，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正是因为英国光荣革命后确立了宪政体制，打破了政府对大西洋贸 易的垄断，使大西洋和殖民地贸易的大部分好处被一般没有特权的人民得到，形成没有政治特权的自由资产阶级。英国光荣革命后确立了宪政体制，打破了政府对大 西洋贸易的垄断，使大西洋和殖民地贸易的大部分好处被一般没有特权的人民得到，形成没有政治特权的自由资产阶级。而西班牙在大西洋和殖民地贸易方面16- 18世纪比英国占优势，但一直实行专制制度和政府对贸易的垄断，使大西洋和殖民地贸易的好处被王室垄断，用来加强专制制度，一般没有特权的人民得不到，也 没形成无政治特权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势力。经济发展可能导致与他国战争。德国、日本在二战时实行军事专制制度，虽然经济发展成功，却发动世界大战。中国如果 攻打台湾，也会步当年日本后尘。林文强调宪法和宪政的差别，我们对此并无异议，我们在《宪政》一文中特别注重宪政形成的推动机制。例如大多数史学家都承认 宪政在欧洲出现的原因是欧洲长期没有政治大统一。而中国宪政产生困难正是因为长期政治上的大统一。但我们要指出的是,中国的问题还不是有个好宪法而没有宪 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与其它政党在法律面前不平等,只有□□□有执政权,这就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原则不兼容。在我们看来，这是中国 的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宪法基础。我们非常欣赏林文对赶超战略的批评。但林文强调发展战略比宪政制度对经济发展重要。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我们认为产权经 济学的看法更有道理，这种看法认为游戏规则比给定规则下的战略策略更重要。一定的游戏规则就决定了一定的战略策略会在均衡中出现。因此宪政游戏规则比给定 游戏规则下的大战略更重要。日本政府50年代也有限制汽车工业的大战略，它认为日本当时没有出口汽车的比较优势。但是美军占领当局为日本制定的宪法规定私 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废止了官商勾结的垄断财阀制度，所以日本政府的这一大战略终被私人企业和市场所否定。中国政府的赶超战略，限制汽车工业战略之所以 可以推行，当然是中国的宪法给政府以不受限制和制衡的权力，给执政党高于其它党和法律的权力（只有□□□可执政，其它政党没有法律面前平等的执政权）。林 文不再提他过去一再鼓吹的乡镇企业是制度创新的观点，因为现在政府官员和学者都认识到乡镇企业，特别是苏南公有制乡镇企业体制的致命缺陷。但林文仍坚持乡 镇企业不同于清末的洋务运动中的体制，因为洋务运动中企业是国有的。这与史实不合，洋务运动很多企业是所谓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前者非常类似乡镇企业中的 承包制，而后者很象合资经营。经过几年制度的迅速变化，国内大多数学者也会觉得几年前在中国盛行的“制度创新”说的可笑。那时不但乡镇企业的落后制度被说 成制度创新，不准私人企业上市为国有企业圈钱的股市也被说成制度创新。如果这也算制度创新，则民国时代的完全自由股市就更应该算制度创新了。国内很多哗众 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学者“良心”。很多并不需要很多研究，一般老 百姓都知道的事实，却被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用新名词搞得像云雾山中的东西。1956年强迫合作化的事实被人说成自愿，九十年代初圈地运动股份化运动中人所共 知的大规模贪污，在中国经济学的文献中却找不到系统的纪录，还是一个不做经济学术研究的何清莲用记者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这方面的记载。因此我们要利用这 个机会大声疾呼，经济学界的研究要讲良心，要尊重事实，不要替有权有势的人做宣传造势。

我认为林避开了杨

的核心问题,在一个表面问题上进行了分析.为什么呢?
其一 后发国家确实可以用比较底的成本尽可能学习借鉴先发国家的优点,尤其是操作性很强的东西,比如技术,管理制度等有型的东西.有型的东西相对容易学习,但人家积累有型东西过程中积累的无形的东西,比如一种集体意识,一种精神常态,这些东西在引进的时候,往往慢很多.

其二 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还各自有自己很多的政治,文化,民族问题,这些问题有很多是存在矛盾或者摩擦的,初期,后发国家通过高速发展将这些问题可以压制住,但是,当民族整体意识和态度等无形财富的发展已经落后有形财富太多时,问题就都会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进行更残酷的改革,成本可能高到引起社会剧烈变化.后发劣势在这个时候会表现得非常明星.

其三 生产资料,生产力提高的同时,生产关系必须提高,生产关系才是核心东西,他决定生产力能到什么程度.

最后 希望大家能在有形的方面提高自己的时候,一定要提高更多无形的东西.民族的意义更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