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技术创新和后发优势
I.1经济增长的因素
从技术的层面来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决定于三方面的条件。首先是生产要素，如果各种生产要素都增加，总产量、经济水平当然提高；其次是产业结构，给定生产 要素，如果将这些生产要素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转移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经济总体水平也会提高，尽管要素总量并没有增加；第三是技术创新。给定生产要 素、产业结构，如果技术创新，经济水平同样可以提高。
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其中土地，在十八、十九世纪，有些国家可以通过殖民地而增加供给，但对二十一世纪的国家而言，国土面积可 以说是外生给定的。对于劳动力而言，劳动力会增长，但增长速度亦相当有限，受到人口增长速度的限制。劳动力增长最快的国家其增长率不过是2%～2.5%， 很少达到3%，许多国家维持零增长，这方面国与国间差异不大。差异比较大的通常是资本积累，一个国家资本积累可以非常快，每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0%或 更高；而有些，如一些非洲国家，则不但没有资本积累，甚至因为折旧而呈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1999年的数据，发达国家的平均的资本积累率在20%左右， 有些发展中国家，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则在40%的水平，它们之间差距很大。所以就生产要素而言，最关键的是资本积累的速度。
在上述三种主要条 件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前面两者都决定于后者。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如果技术不创新，资本不断积累，就会碰到投资报酬递减，资本的回报和积累的 意愿就越来越低。所以，除非保持一个很快的技术创新速度，否则就不会有一个很高的资本积累。从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新技术，就不会有新的、附加价 值比较高的产品、产业。工业革命以后，新产业不断出现，这是新技术的结果。比如纺织业是原来有的产业，因为有技术变迁，机械化生产比手工生产效率更高，如 果把资本、劳动力转移到机械化生产上来，附加值就比较高。又如后来出现的机械制造业、化工产业、汽车制造业、航天产业和信息产业，都是新技术的结果。因 此，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变迁的可能性，相当大程度决定于其技术变迁的可能性。所以，要判断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个国 家、社会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有多大。
I.2技术创新的成本
“技术创新”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来源可以不一样。最发达的国家，其企业在生产上所用的技术已在最高的水平，它的技术创新就只能来自于新的技术发 明（invention），不投入资金、人力去从事研究和开发（R&D）发明新技术，它就不可能有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可以和发达国家一样， 投入非常多的资金、人力来研发新技术以取得技术创新；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从比自己发达的国家引进已有的，但比自己现在用新的、好的 技术来达到技术“创新”。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可以有两种选择，发明或引进，到底那种方式好，这要看哪一种方式成本比较低，收益比较大。
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没办法解决，要从经验上来看。新技术发明一般投入非常大、风险也非常大。比如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2000财务年度，IBM在研发 上投资43.45亿美元，摩托罗拉44.37多亿美元 ，Intel是38.97亿美元；还比如医药技术投资也非常大，Merck在2000财务年度研发投资23.44亿美元。而且投资成功率并不高。研究表明 95%的研发项目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只有5%的项目最后成为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而且申请专利以后的技术并不都有商业价值，很多最后束之高阁，没有投入使 用。这是因为：有些新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消费者不一定喜欢。最有名的公司也常发生这种情形，比如IBM最早的个人计算机用的是微软的DOS操作系统，后 来升级为OS操作系统，但微软出了Window系统更受市场欢迎，IBM也就放弃了自己的OS系统，改用Window系统。另外，前几年IBM的手提计算 机附有一个手写板，不受市场欢迎，后来新出的手提计算机就没有这个附件了。根据一些研究，申请专利的技术十项中有一、两项，最终投入商业生产，给公司带来 回报，另外80%-90%束之高阁。这说明新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成本很高、风险非常大。如果项目研究成功、申请了专利、且具有商业价值，很可能会有全世界的 市场，而且专利技术20年左右的保护期，基本可以保证其垄断地位，这样，确实会有相当大的市场回报率。但是将所有研发投入、包括 95%的研发失败率、申请专利成功后80%以上市场失败率全部计算进去，整个最新技术的研发投资巨大，风险很高，而且回报率低。
如果发展中国家也 用自己发明的方式来取得技术创新，那么也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花同样高的成本和面对同样的风险。但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存在技术差距，通过技术模 仿、引进来获得技术创新，很多技术模仿、引进不需要花费成本，因为超过专利保护期的技术引进根本不需要购买成本。在引进技术中，成本最高的是购买专利。研 究表明，总的来讲，购买的成本大约相当新技术发明成本的1/3。尽管所付的钱是发明成本的1/3，与发达国家发明成本相比，由于就最发达国家而言，如果不 付出99%的失败成本，就不会得到那1%的成功；而对于靠引进来取得技术创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付大约该项技术发明成本的1/3，而且，引进的一定是 成功的技术，可以避免发达国家所要面对的99%的失败。这样，靠引进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和发达国家的 这个差距，进行快速技术变迁。技术变迁越快，资本积累回报率就越高，从而资本积累就越快；技术变迁越快，新的、附加值较高的生产环节或产业部门就出现得越 快，这个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变迁就越快。所以，从技术的层面来说，发展中国家有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的潜力。
I.3后发优势
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
二战后东亚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被称为“东亚奇迹”。首先日本，接着亚洲“四条小龙”，基本上维持了三、四十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增长。在缩 小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几项新技术是这些经济发明的，这些经济的技术创新主要靠引进国外技术，然后在生产过程中加以改良， 凭此维持了相当快速的经济发展。
对比我国在1978年底的改革前和改革后的情形也是如此。在1978年前，我国的技术创新基本上靠的是自力更生，试图“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在最尖端 的技术、产业方面与欧美竞争，但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人民生活的水平提高很慢，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没有缩小。相反的情形，改革以后二十多年来经济发展的 速度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相当大的原因并非在高精尖产业的国际竞争中我国取得突破，而主要是通过引进国外技术、管理获得很快的发展。
“后发 优势”之所以对我国很重要，是因为即使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很大。1999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780 美元，在世界排名第140位，仅为同年美国人均GNP30，600美元的四十分之一，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同年达3，291美元，也只是美国人均 GNP的10.7%。两个国家人均GNP的差距是衡量两国技术差距很好的指标，（除了少数几个石油大国之外，发达国家不可能使用落后的技术。）我国与发达 国家收入差距相当大，就代表技术差距相当大，利用这个技术差距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力也就非常大。
包括我在内，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都承认“后发优势”，而且正因为“后发优势”的存在，我们才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有很大的信心。
II.1何谓后发劣势
杨教授在前言中提到的演讲和论文中（以下简称《杨文》）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即后发国家其实是有劣势，而不是有优势。他首先认为两个国家发展水平差异的 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差异。比较十九世纪的英、法两国，他认为法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英国是发达国家。按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GDP，1820年法 国人均1200美元、英国人均1700美元。他认为法国和英国最大的差距是制度的差距，因为英国从光荣革命之后，已经实现了宪政体制，而法国在传统的中央 集权的制度之下，经过法国大革命、拿破仑革命等等，仍没有完成宪政制度改革。他认为英、法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实际上是制度差距造成。
发展中 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既存在制度差距，也存在技术差距。《杨文》认为，技术模仿比较容易，制度模仿是很困难的，后发国家会从比较容易的技术模仿开始做起，把 比较难的制度模仿放在后面。这样，“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设置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
《杨文》认为，最优的制度是英、美式的对国家权力有一个制衡的共和宪政体制， 如果没有共和宪政体制来制衡国家的权力，少数政治精英就会滥用国家的权力，产生国家机会主义，使发展的果实落到少数政治精英手中，经济发展就会失败。
《杨文》认为苏联从1929年推行了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后，模仿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体系，而使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中国在1949年以后也是如此。后来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形成了国家的机会主义。
《杨文》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也没有进行彻底的宪政体制改革，天皇仍保持了相当大的权力，所以才可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也把日本1990年代 以来经济上的困难归罪于宪政改革不彻底，认为日本虽然学习西方，但制度上学习不彻底，如银企关系、企业之间关系仍存在不少东方模式，所以银行给企业贷款， 形成了大量呆坏帐，造成了整体经济的困境。
《杨文》试图用以上例子说明，如果一个国家只进行技术模仿，而不进行宪政改革，且不是改成英、美式 的共和宪政体制，终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而失败。因此，不能从短期成功，来判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是成功的。《杨文》认为英国的发展途径是最理想的途径，从光荣 革命开始，形成议会与国王的权力制衡，而有了共和制。这样，对国王权力有限制，对私有产权有保护，然后才会出现工业革命，经济的发展才会那么快。《杨文》 认为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对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成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制度，一个后发国家要获得技术上模仿上的后发优势，必须先做个学习成功制 度的好学生。逆其道而行是不可以的，比如先发展经济，再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必然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而致长期经济发展的失败。
IV.发展战略、后发优势、后发劣势、和改革的途径
IV.1 发展战略，后发优势与劣势
如本文第1节所论，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既然后发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而具有后发优势，为何从二次世界大以来，真正 利用了这个优势，加速经济发展而缩小或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仅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后发国家，经济发展还是困难重重。其原因其实在于政府所采行的发 展战略。
发展中国家一般说来，资金相对稀缺而相对昂贵，劳动力相对丰富而相对便宜，这就决定了这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 业。如果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不符合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这个产业中的企业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产品不会有竞争力，只有靠国家的保护才能生存。如 果企业数量少，也许可以用税收的方式进行补贴。但是发展中国家要优先发展的往往不只是一个企业，而是整个产业部门。比如重工业部门，要制钢、要机械制造 等。靠财政税收来补贴力不从心，就只好以政策扭曲各种价格信号，由行政力量直接配置各种有限的资源到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并抑制非优先发展产业的发展。在这 种赶超战略下，不管是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是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机制都将被抑制，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企业没有积极性改进生产，整个 经济效率很低。而且，在市场经济国家或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必然会出现寻租，预算软约束，裙带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均， 宏观经济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 其结果是不但没有发挥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而且还会出现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
由于一个经济的产业 结构内生决定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如果一个发展中经济要想提高其产业结构，必须先提高其要素禀赋结构。所谓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就是增加经济中每个劳 动力的资本拥有量。资本来自于剩余、积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诱导其企业比较好地按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 则每个企业都会有“自生能力，”也就是 “只要有正常的管理，不需要任何外部的补贴，就预期可以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率。” 这样的经济总的来讲，在竞争的市场中会最有竞争力，占有的市场份额最大，创造的剩余、积累就最多，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就会最快。当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产 业也要随之升级，按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引进技术，其引进成本和学习成本都会最低，这样也就能够真正发挥后发优势。
如《杨文》所言，日本、亚洲四 小龙等并未完成宪政改革，但他们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了它们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所以实现了后发优势，在发展水平上赶上或大幅度 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对于那些违背比较优势，想在产业、技术上赶超的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已经实行了宪政体制的印度或未实行宪政体制改革的苏联、东 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或中南美洲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有的甚至还扩大了。
V.结束语
在这篇文章中，我通过对《杨文》提 出的后发劣势观点的讨论，探讨了一个后发国家如何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赶上或缩小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差距。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 看，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 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 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 实现后发优势，而且，还将有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可惜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精英不知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其实是内生决定于这个 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直接定位在产业、技术向发达国家的赶超，使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遭遇种种困难。
一个后发国家虽然不必 先进行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能成功地发展经济，但并不是一个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不必进行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像马克思主义和新制度 经济学派所主张的那样，经济发展了，经济基础变了，要素的相对价格改变，市场交易的密度和复杂程度提高了，上层建筑也必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展，这样 上层建筑才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以法治为基础，界定各经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保证投资、生产、交易的自 由，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力量对比，在一个后发国家远大于在一个发达国家，一个后发国家的政府只有确立了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 的战略思想才能确立和尊重上述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也才能利用后发优势在较短的时间里赶上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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