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小城，都遍布了这样的“开放式厨房”，它们临街而立，一家接着一家，老板身兼厨师、洗菜工、服务员、收帐员数职。他们也经常是夫妻店，当妻子在油锅边忙个不停时，丈夫也会在一旁打下手，他们十几岁的儿子或女儿则帮着客人盛米饭、找零钱。
饭 菜价格总是特别便宜，味道总是特别可口，小空间中则充满了热气腾腾的生命力，条理也很少在混乱中丢失，即使客人挤成了一团，老板娘也不会忘记你的那碗牛肉 面里不需要香菜。但必须要忍受的不整洁，店招牌是廉价喷漆的，白墙壁上的早已灰黑，餐桌永远是油腻腻的，玻璃杯像蒙上层雾气一样污浊，还缺了个口，可替代 的是一次性的塑料杯碗……这些小店中总出充满了仓促和临时之感，似乎主人随时可以带着锅碗离开，只要他们舌头记得那些味道，他们就可以轻易在另一个地方另 起炉灶。
炒菜的老板娘姓覃，土家族人。“老家的雪有这么深了”，她用手比划到腰部，说了绿葱坡这个地名，尽管也属于巴东县，却需要从县城车站坐上三个多小时 的长途客车。她做菜的动作不慢，但也谈不上特别灵巧。她的脸蛋宽且圆，脸颊红红的，头发随便的扎在脑后，她的红外套上是油污，蓝色运动裤松松垮垮，脚下则 是一双分不清原来是灰还是白的运动鞋。
她寡言少语，却毫不遮掩自己的生活。她是为了孩子才从山上搬到县城里。“上面的教育质量不行”，她 说，“搬到这里以后，他们的成绩也好些了”。那两个都是男孩，一个15岁，一个11岁，他们原来的成绩在班里三十多名，现在是十多名了。过了一会，两个孩 子跑进来，在柜子里找可口可乐喝。他们笑嘻嘻的看着我们，却不知道说些什么。他们还没想过长大后干什么，也不明确是否应该努力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然后上 大学。
她的丈夫老谭一会也过来了，他是营业执照上的法人代表。他的腿在一场车祸中严重受伤了，走起路还看得出痕迹。他不再能负担重活，所以 在县城里开一辆电动三轮车，主要客人是往返新县城与旧县城之间的客人，过节期间一个人五块，平时则是三块。他做过矿主，阔的时候右手的五指上都是金戒指， 车祸之后，他拄着拐杖带着这位覃大姐前往桂林闯世界，但是在传销生意中，他赔掉了全部的十几万积蓄。一切又重头开始，他开了这家小餐馆，然后把妻子从山上 叫下来帮忙，家庭一直是中国社会最密切与有效的经济组织。他希望这两个孩子如果上了不学，能早点学点手艺，比如开车。
我们和老谭坐在街道旁 聊天，瓜子皮吃了一地。街道上不时有人走过，一个年轻人将一辆黑色索纳塔停在饭馆门口，她的妻子抱着一个，拉着另一个，和他一起走近来吃饭。年轻人看起来 温和干练，车的牌照来自东莞。老谭打量了这车好一会儿，问年轻人多少钱买的。年轻人很乐意坐下来，他说自己就巴东人，过去的家在老城，已被江水淹没了， 1997年前往了东莞，如今在一家设计公司还干得不错，这辆车连同各种手续费花了16万。他的弟弟也在东莞，母亲也接了过去，全家要从此定居那里。几天 前，他开车从东莞回巴东走亲访友，要不是及时改变行车路线，他可能就要堵塞在路上。他属于回乡人中极幸运的，这是大年初三，我不知道滞留在广州火车站，和 公路与铁路上的行人怎么样了。我几天没看电视新闻了，小县城里也没有人卖报纸。
一开始，我注意到不是小余，而是他手里的汽球。进金子山时， 他的左手一松，那些汽球就都顶在房顶，把它们系在一起的那根细线无精打采的垂下来。一个小时前，我在巴东新县城的广场上，看到几位卖汽球的小贩，汽球颜色 与形状不一，不过都是我们熟知的形象，机器猫、白雪公主、奥运福娃、还有米老鼠……它的色彩与工艺，都给人以一种一望可知的廉价感，不过它倒与县城里的广 告牌、店铺里穿出的流行歌曲的音质，相当匹配——粗鄙的亮丽。
小余与那些小贩不同。他年轻，身材瘦小，脸上却挂满了书卷气，鼻梁上架着的黑边眼镜，而唇上柔软、随意的黑胡子，让他像是一名设计师。倘若他穿了白衬衫，眼睛框再窄一点与粗线条一点，就像是时尚杂志所钟爱的青年设计师。
或许是因为巴东小城的百无聊赖，小余吸引了我。他让我想起了昔日社会中那些走街串巷小贩，他们有糖果、画片和姑娘们喜欢的头饰，他们还代表着陌生与新鲜的世界，给过分平静的生活带来涟漪。
我 和朋友邀请小余一起吃晚饭，他也是小城的过客，不愿意回秭归的家中过年。傍晚七点，他准时到了我们的酒店，县城里惟一一家三星级酒店。他坚持要来找我们， 而不是我们去找他。他后来说，是因为他所住的“春风旅社”太寒酸了，是十块钱一晚的地下室。看得出，他与其说出于脆弱的虚荣，不如说是他保持自尊的方式。
我们这在酒店冷清的餐厅里要了一个包间，喝着重庆产的山城啤酒，开始听小余讲他的故事。
他1984 年出生于秭归县的一个乡村，18岁时，再也压抑不住对读书的厌倦，跑到了宜昌市讨生活。他在那里为一家垃圾处理厂工作，负责为废弃金属分类。“那是个污染 严重的工作”，他说，“每个月1000块，管吃管住。”对于他的家乡来说，宜昌是个大城市，有着各种可能性，也经常面临着各种新挑战。
除去 分离废金属，他卖过仙人掌，骑三车替人运货，有时找不到工作，就睡在长江边的公园里，夏夜温暖宜人，却被人偷走了钱包。他不会向家人求援，况且，家里也帮 不了他什么。他们家也是库区的移民，忙着从旧家搬到新家，政府答应一次性支付的1万8千元安迁费，却被乡里干部变成了每月付50元，一直延续下去。“这是 个整数，还能做点小生意，但分开给，就什么用也没有”，小余抱怨说。
眼下这个卖汽球的工作他干了半年。他从宜昌市按批发价每个2块拿到货， 然后就来到周边的小县城兜售。一般卖5块钱一个，如果他认为特别漂亮的，比如因为鼠年而流行的米老鼠，则可以卖到8块。每次出发前，他的小小行囊里除去很 少的衣物，还有一个冲气机，他用少量的化学药品在地下室的房间里，制作出氢气，把汽球充上气。
一周前，他坐着长途汽车来到巴东县的，他从未 到过此，也不认识任何人，他除夕的中午饭是在我们碰到“金字山”里吃的，一碗炒饭，当时它是县城少数开门的几家店面。这几天，他的生意不好不坏。不过，他 发现巴东人喜欢新奇的东西，不管是吃的还是玩的，只要是他们没见过，就会试一试，包括他的汽球。
饭桌上都是男孩子，话题似乎自然的就引到女 人身上。小余的谈话一下子变得动情起来。旅行时，我经常会碰到各色小镇青年，他们年纪小小，却似乎有着单调又丰富的社会阅历。县城与小镇的精神生活是匮乏 的，他们以成年人的世俗生活来填补空缺，他们过早的学会抽烟、喝酒、赌博，在歌厅里扔掉童贞，所以尽管不过20岁，却可能带上了暮气。他们在街道上呼啸而 过，在暴力和性上表现的某种渴望，成了他们惟一可以把握的青春，生命在此作了灿烂却短暂的停留，然后迅速、头也不回的奔向衰老。
但小余却相 信爱情，事实上，他是个多情的种子。在宜昌时，他先是陷入了一场不对等恋爱，一个刚刚大学女生，从不愿意承认他们是男女朋友，只愿意接受他的照顾，却很少 给予回馈。而且，他们的恋情注定走向终结——只要她一毕业。然后，他朦朦胧胧的爱上了同事的老婆，一个比他年长十多岁的女人，两个孩子的母亲。他喜欢单独 和她谈话，偶尔拥抱一下感受柔软的体温，但这结果可想而知，尽管什么也发生，他还是被迫离开了工作单位。比起他节俭的日常生活，他对于女人们过分慷慨。即 使分手在即，他仍花了几百元给年轻女孩子购买生活用品。他还偷偷买了一套保暖内衣裤，希望有一天能送给那个成熟女人。
在从宜昌前往巴东的长 途汽车上，身旁一个少女抑制不住倦意倒在他肩膀上睡着了。整整三个小时，他身体僵硬麻木，只为了不打扰她的睡眠。他记得她是在江苏打工，春节回家车票紧 张，于是一直站着火车上。下车前，他对那个女孩和她的母亲说，可以替她们在宜昌买回程火车票，这样就不用再站回去了，让他遗憾的是，她们似乎没太相信他。 在巴东旧县城，他还遇到了一个明眸善睐的少女，他送给了她一个女米老鼠的汽球。旧县城的生意不比新县城，但我们碰见他时，已是他连续第三天来此了，因为 “我想再碰见她”。
吃过饭，小余提议到江边散步。沿着石阶而下，正是跨江大桥，一路上，我不停的看到这种通体白色的钢索桥，它们就像一个个 巨大的纯白竹叶虫坦然的趴在山峰之间，暂时的休憩。江对岸的山已被大部分隐藏于黑暗中，山腰上闪耀的灯光表明那里有人居住。黄色的路灯笼罩着桥面，偶尔有 车开过，我们若有若无的交谈，路过了一只死猫，看到了四个正在嬉笑的少女，她们正用青春的嘻嘻哈哈来拦住过路的摩托车，好载她们一程。
小余 先是诚恳的想请我们吃路边的烤羊肉串，似乎是对刚才被我们请客的某种回报。他还谈到了他在“春风旅社”里的另一个住户，她是个18岁的年轻姑娘，是个卖春 的姑娘，过年时也未归家，他们孤单在外，有时一起在旅社的厨房里煮面条吃，一起打发寂寞时光。他似乎在暗示，我们是否需要这样的服务，他愿意给她打电话。 他的自尊是淳朴的，他不想只占有，愿意提供某种帮助。“在北京鞋垫好卖吗”，他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不置可否，看得出他渴望更大的城市，他甚至还提到了北 京的奥运会，能去看一场比赛，“像是我人生的梦一样”……
（作者的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
注：本文不代表FT中文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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